2020年11月社会科学家
Nov.,2020
(第11期,总第283期)
SOCIALSCIENTIST
(No.11,GeneralNo.283)
【乡村振兴与旅游】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
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
以四川省为例杨姗姗
(广西财经学院商务外国语学院,广西南宁530003)
摘要:文章以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分析方法,并综
合核密度估值法、泰森多边形和最邻近点指数法,研究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空间上凝聚分布;市(州)域上数量分布差异明显;核密度空间分布为典型的多核结构;点密度层级明显;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地高原地区,并且主要是沿河流流域及主要道路分布。在此基础上,从民族文化、地形地貌、河流、交通四个方面分析了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以
期为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四川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20)11-0056-06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记忆载体和历史见证,是人类的智慧结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维护人类文
明的多元化,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衍与有效可持续发展必备条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作为传承特色民族传统文化的空间载体,是有效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特色资源;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正确认识并遵循其发展规律,结合地方特点、历史文化、民族特点和社会发展现状,研究探索不同地域特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不同模式,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与功能。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承载着丰富多彩的各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出当地民众丰富的创造力,反映出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念、民间信仰等,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临诸多困境,如何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加强其保护传承,进一步提升活态传承效果,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川世居民族数量丰富,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地,全国第二大藏区和最大的彝族聚居地。漫长的历史
收稿日期:2020-08-02基金项目:南宁师范大学“城乡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八桂学者创新团队2019年度开放基金项目: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集群化保护的影响过程与驱动机理研究———以广西为例(编号:NNNU-KLOP-K1916);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一般项目:广西北部湾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协同发展模式研究(2017BMCC07)
作者简介:杨姗姗(1985-),女,河南舞钢人,广西财经学院商务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研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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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生存实践过程中,独具特色的民族村寨在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努力下得到了发展。截止2020年1月,四川共有124个少数民族村寨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目录,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富集地区之一。肥沃的少数民族文化土壤为四川孕育了为数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丰富、种类多样,具有重要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价值。
回顾相关文献得知,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角度进行探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方面主要是集中在建设的意义及原则研究[1]、
试点经验与启示[2]、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3]、
发展模式路径[4]、空间分布影响因素[5]等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主要是集中在保护传承现状[6]、保护与开发模式[7]、传承人情况[8]、空间分布影响因素[9]等方面。而学者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则较少,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的驱动机制及模式[10]、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11]、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12]等方面,而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运用核密度估值法、最邻近点指数法、泰森多边形等研究方法,在分析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结构、区域分布特征等的基础上,对其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进行解析,以期为新时代背景下探寻不同地域特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思路。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国家民委公布的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以及上述地区入选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为基础研究数据。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矢量数据则是通过在谷歌地图中逐个检索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播地地名,得到地理坐标信息,最后运用GIS软件提取可得。
(二)研究方法
1.核密度估值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是用于测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四川省的凝聚情况,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核心对周边区域的影响范围。核密度值越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越凝聚。公式如下:
(公式1)
式中,k(x)代表核函数;h代表预设半径。
2.最邻近点指数法。最邻近点指数是用于判断四川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类型。其计算公式为:
(公式2)
式中,当R>1时,说明研究区的点状要素属于随机型分布;当R=1时,说明点状要素属于均衡型分布;当R<1时,说明点状要素属于凝聚型分布。
3泰森多边形。由于最邻近指数在测算点要素空间分布类型的标准存在争议,本文采用测算泰森多边形面积变异系数的方法对最邻近指数测算结果进行进一步检验。泰森多边形面积随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而发生变化,因此可用多边形面积的变异系数CV值来衡量凸多边形面积的变化程度,从而评估研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类型[13]。计算公式为:
(公式3)
CV=S/R(公式4)
式中,
si是第i个多边形的面积;s为多边形面积的平均值;n是多边形面积的个数;R为标准差。依据Duyckaerts提出了三个建议值对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类型进行划分:当CV=57%(包括33%~64%),点要素属于随机分布;当CV=92%(包括>64%),点要素属于集聚分布;当CV=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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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33%)时,点要素属于均匀分布”。
三、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构特征
国内各地区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主要参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分类标准。目前四川124个特色村寨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涵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类。四川124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合计拥有163项非遗,其中传统技艺类非遗和民俗类非遗数量最多,分别为39项和38项,各占总数的23.93%和23.31%;传统音乐类、传统舞蹈类、民间文学类、传统美术类数量也超过10项,分别占总数的15.34%、13.50%、9.20%、7.36%;传统游艺、杂技与竞技类、曲艺类和传统戏剧类非遗数量相对较少,分别有4项、3项和3项;传统医药类非遗最少,目前仅有2项。由此可见,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遗类型呈非均衡发展态势。从民族村寨角度看,藏族村寨拥有的非遗项目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0.49%,彝族村寨和羌族村寨各占33.74%和19.02%。从类型看,藏族村寨有6类非遗项目与其他民族村寨同类型非遗项目相比,数量最多,分别是传统技艺、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美术、民俗和曲艺;彝族村寨有2类非遗项目数量最多,分别是民间文学和民俗类;傈僳族村寨的非遗数量最少,仅有4类,共计11项。综上所述,目前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形成了以民俗类和传统技艺类为主,传统音乐类、传统舞蹈类、民间文学类、传统美术类项目为次,传统游艺、杂技与竞技、传统戏剧、曲艺以及传统医药类项目稀少的类型特征。
四、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
(一)空间分布类型分析
经ArcGIS10.2中的平均最邻近工具测算得:四川少数民族村寨16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为28.96km,理论最邻近距离为40.93km,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邻近指数R为0.708,Z得分为-3.91,以上结果表明,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遗产空间分布为凝聚分布类型。运用ArcGIS10.2软件对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遗产空间分布生成的泰森多边形面积进行计算,结
果R为6.67km2,
S为4.64km2,CV值为69.56%。依据Duyckaerts的研究结论:当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异系数大于64%,为集群分布,与平均最近邻工具测算结果一致。表明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起到了积极带动作用。
(二)空间密度分析从市(州)域空间尺度层面分析,四川省内21个市(州)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分布不均衡,仅有8个市(州)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拥有非遗项目,其余13个市州均为0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共有75项,最少的是雅安市,仅有3项。因此,在市(州)域范围内,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差异明显。
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点密度分布有凝聚型、多层级的特征。乐山市是第一层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点密度分布最高,为15.63项/万km2;绵阳市、攀枝花市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第二层级,点密度分别是13.79项/万km2、9.4项/万km2和8.99项/万km2;第三层级是包括凉山彝族自治州、宜宾市、甘孜藏族自治州、雅安市,均为低于5项/万km2以内的市(州),其中雅安市的点密度最低为1.96项/万km2。而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密度空间分布为典型的多核结构,以乐山市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绵阳市、甘孜藏族自治州为核心,呈中心向外围结构扩散;二级核心是攀枝花市。(三)地形分布特征
在相关研究当中,海拔高度常常被用作衡量地形地貌的主要指标。本文通过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高程上的分布来反映其地形分布特征。将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和四川高程空间分布进行空间叠置、可视化处理,得出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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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地区及过渡带地区。四川海拔相对较高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数量占全省总量的55.97%,其余海拔相对较低的市州分布较少。由此可以看出,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聚集在以西南山地过渡带为核心向外扩散的带状高海拔区域。
(四)流域分布特征
四川地貌种类多样,以山地和盆地为主,水系发育良好,数量丰富,共有1419条河流,流域面积广,其中有345条河流的流域面积在500平方公里以上,有22条河流的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被誉为“千水之省”。通过对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和四川省主要水系10km缓冲区进行空间叠置分析,发现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绝大部分分布在河流流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乐山市和绵阳市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遗项目主要沿岷江和大渡河等水系分布;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遗项目主要分布在雅砻江水系流域。由此可以看出,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与河流流域分布一致。
(五)交通干线分布特征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交通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将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空间分布与四川主要交通网络空间分布进行叠置、可视化处理,以四川现有的主要交通道路网为基础交通数据库,运用Arcgis10.2建立主要道路15km缓冲区,进行主要道路15km缓冲区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点相交分析。结果显示在四川163个非遗项目中,主要道路15km范围内集聚了146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比高达89.57%,而距离主要交通线15km之外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仅有17项。由此可见,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布与省域内主要道路空间分布有显著关联,距离主要道路越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越多。
五、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
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集聚性,但市(州)域范围内的数量分布存在较显著差异。因此,基于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结合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现状,考虑民族文化、地形地貌、河流流域、交通等因素对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影响。
(一)民族文化因素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特性。少数民族聚居之处多元文化相互碰撞造就了当地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境内有彝族、藏族、羌族等十一个世居少数民族,并且少数民族以藏、彝、羌为主,具有地域广大、少数民族集中的特征。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其中,藏族人口分布较为广泛,三个自治州均有分布,彝族人口聚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的部分县,羌族人口则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主要聚居地。由前文可知,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等地。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民族的集聚程度具有显著的关联,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富集于少数民族集聚区域。鲜明的少数民族集聚特征不仅为众多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更是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土壤,即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此外,四川藏区是康巴文化的核心区,主要包括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基本上都在康区范围之内,而且是康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重要的文化地位,也为四川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地形地貌因素
四川境内地势高低悬殊,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主要有平原、丘陵、山地、高原。以山地与高原为主,山地占40%,高原占34.1%。地形地貌对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作用主要是山地-高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保护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外交流、传播的阻碍作用以及多样的地形对非物质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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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多元化形成的促进作用。四川西部山地高原地区受到当地地形地貌的影响,经济发展滞后,与外界的交流往来较少,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起到了阻碍作用,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集中,传播距离较短。但这种阻碍作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部分文化整合,确保了许多非遗的原真性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存。而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也使得当地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创造出独具特色而又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上,藏羌彝特色村寨居民习惯依险居住以确保安全性,通常是依山居住,以石为建材。抑或是在海拔高的山地高原地区,气候寒冷,藏民便依据地形及当地所生产的材料创造了冬暖夏凉的藏族碉楼,房子墙壁厚实,可以达到保暖的作用。由此,造就了留存至今的与藏族碉楼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河流因素
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的发展不仅受到经济活动的影响,还有其他复杂因素。山川、水系等自然因素,居住地环境、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趋势等人文社会因素都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带来独特影响。文化生态理论中将河流流域定义为影响文化的自然因素主要部分之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同样受到河流的影响。河流流域不仅为人类生存提供丰富水源和肥沃土地,而且提供了文化产生、交流融合、竞争的机会与桥梁。因而河流往往被视为文化的起源地,是文化遗产富集区域。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呈现沿河流分布的特征,主要集中分布于岷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水系流域内。这些河流流经区域水资源富足,地形平坦,土壤肥沃,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良好条件,是村寨建址的首选,而人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者、保护发展的承载者。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布与河流流域分布一致,水源充足的河流流域周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较为密集。
(四)交通因素
交通是传播文化、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和渠道,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助推器。由空间叠置结果可得,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地高原地区,并且与主要道路15km缓冲区范围拟合
良好。西部山地高原地区主要道路密度相对较小,与外界的联系也受到,再加上其处在四川的边缘地带,与
发达地区距离较远,交通便利性不强,容易形成相对落后的社会发展环境。这种相对落后的交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少数民族文化向当现代社会文化的演变,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在新时代中留存。但是不可否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沿主要道路分布,因为相对便利的交通促进了人员和文化产品的交流,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体验和了解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能够更好地发挥,从而也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同时,交通扩大了文化交流广度和深度,提高了文化交流的速度,在提升文化内涵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交通便利也有利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运用GIS技术与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
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构差异显著,以传统舞蹈类和民俗类为主,传统游艺、杂技与竞技、传统技艺类以及传统戏剧类项目较少。
(2)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上凝聚分布特征显著性较强;形成以乐山市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双核心的核密度空间分布结构以及分布集聚、层级分明的点密度特征。在市域范围内,数量分布差异明显。从地形分布特征上看,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聚集在以西南山地过渡带为核心向外扩散的带状高海拔区域。从河流流域分布特征上看,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空间分布与省内各大河流的流经区域拟合良好,主要分布在岷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水系流域。从交通来看,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沿主要道路分布。
(3)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受到经济活动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空间分布特征方面主要受到民族文化、地形地貎、河流流域、交通等多种因素影响。民族文化方面,少数民族聚居之处以及文化核心区域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从而孕育并产生了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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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地形地貌方面,山地—高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保护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阻碍作用以及多样的地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化形成的促进作用。河流流域方面,河流的沟通作用加快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与竞争,促进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河流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创造了良好生存条件,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交通方面,交通发展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少数民族文化向当现代社会文化的演变,从而使得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较为完好的保存;沿路分布更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有助于增强其生命力。
综上所诉,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顶层设计,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步伐。首先,应该构建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工作领导体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有章可循。其次,是积极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使其得到有效保护及利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资料登录工作,建立数字化信息库;地方积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最后,还应当根据地区实情调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财政投入;同时吸收社会各界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资金支持,形成主导、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的良性投入机制。
第二,革新保护传承方式,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将常规抢救保护与数字化建设相结合。利用数字技术保存性强、传播性广的优势,将数字技术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藏和展演工作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图、文、音、像多样化记录,利用3D动画、VR等技术多元化呈现。
第三,加强社会宣传教育工作,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利用社会大众常用的媒体媒介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进行展演宣传;重视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与相关科学研究的开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提供人才与理论支持;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体系,使教育活动有秩序开展,提升学生参与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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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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