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简史

中国瓷器简史

◎商代至汉代的原始瓷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瓷器 ◎名瓷名窑的宋辽金瓷器 ◎南盛北衰的元代瓷器 ◎以景德镇为中心的明清瓷器

¤商代至汉代的原始瓷器

什么是瓷器？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制成之后，胎色呈白色，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低于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Ｃ-1300°Ｃ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制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釉质。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明白了什么是瓷器，那什么是原始瓷器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经过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文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新石器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焙烧温度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分，烧制出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无比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的瓷器。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

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精密，焙烧温度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有很多一致的地方。经化学验证，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多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备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技术较低，原料的处理和胚泥的炼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炼、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胎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瓷器。

关于原始瓷最早是何时出现的，这一点在学术界至今还存有争议，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有的说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有的说是在商代早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是因为那时候出现了以瓷土为原料的灰陶；认为是在商代早期的是灰陶上没有施釉，根本不是瓷器，何谈是原始瓷呢？但我们能肯定的是至迟到青铜时代中期人们就已经发现了瓷石并逐渐在制陶生产中加以应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瓷石不同于粘土的特性。因此，在青铜时代中、晚期原始青瓷开始出现。晚商或商周之际的瓷窑亦已被发现，故原始瓷的烧制至迟在商代已经开始。

商周时期的原始青瓷发展到春秋时代，进入了早期青瓷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西汉，为什么历经仰天长叹工的一段时期瓷器的发展仍然还停留在早期青瓷的发展阶段而没有飞跃性的发展呢？一般认为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王公贵州风行使用精细的金银器或青铜制品，而一般劳苦大众则多用竹木器或陶器。消费影响生产，没有旺盛的消费需求，瓷器的生产技术也很难有关键性的进展。

战国时期的陶瓷业伴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达，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生产更加集中，更加专业化起来。各地广泛使用的灰陶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印纹硬陶，带动了早期青瓷生产的发展。

战国时期的早期青瓷，由于烧造工艺的提高，饮食器皿如碗、盘、钵、盂、碟等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式样丰富，钵碗大小成套，可见饮食所需用具已经相当齐备。

西汉时期的早期青瓷与战国时期的相比，又有了很大差别。西汉早期青瓷的

胎料中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较高，在烧造过程中会出现如下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胎体在较高的温度中烧成，能产生出较多的莫来石晶体，因此，不仅可以提高瓷器的机械强度并可以在烧成中减少制品的变形。另一种是在烧成时，若窑内的温度达不到需要的高温时，不仅达不到上述目的，反而会使胎体是松疏又不易烧结。氧化铁含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坯体的颜色。在氧化气氛中烧成，胎呈灰色。所以，氧化铁含量愈高，胎的颜色就愈深。因此，西汉时期的早期青瓷，一部分烧成温度较高，胎质致密，击之有铿锵声；一部分胎质粗松，存在着大量的气孔，吸水率也较高，呈灰色或深灰色，不及战国时期的细腻、致密，严格他说只能称“釉陶”。胎质粗松，从断面中还可看到较多的砂粒，说明原料的粉碎、淘洗和坯泥的揉炼不及战国时期精细，比较随便。 西汉时期原始瓷的釉层较战国时的厚。但釉色普遍较深，呈青绿或黄褐等色，很可能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较战国时的高。而且由战国时的通体施釉变为口、肩和内底等处的局部上釉，上釉的方法由浸釉变成刷釉。说明两种原始瓷，从釉料到上釉工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其次是器物的成型也一变战国时期拉坯成器、线割器底的作风，而普遍地采用器身分制，然后粘接成器的方法。 最后是品种和装饰也有明显的差别。西汉时期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钫、钟、瓿等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则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或堆贴铺首等为主，绝少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经常采用的S纹和栉齿纹等。 这些明显的差异，表明西汉时期的原始瓷与战国以前的原始瓷，乃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产物，两者在工艺传统上看不出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原因则在于楚灭越的兼并战争中，浙江境内已发达的原始瓷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而中断。但是原始瓷重又在越国故地复兴，又说明烧制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全然断绝，所以在短期中断以后，又重新烧造。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墓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瓿，胎骨坚硬，呈灰色，肩部划圆珠和水波纹，外施淡绿釉，具有浓厚的战国楚器的特征。由此可知，这类原始瓷开始复烧的时间，可能在战国末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

青瓷是我国瓷器的传统品种之一，它的形成与发展几乎贯穿在我国陶瓷发展的全部过程中。那什么是青瓷，诚然，青瓷一般指的是瓷器表面施有青色釉的瓷

器，仿佛与黑瓷、白瓷一样，也是从瓷的釉色来称谓。然而，“青瓷”的科学含义并非如此，例如有些瓷器是青色的，但不一定就是青瓷，相反，有些瓷器是黄色或黄褐色的。却属于青瓷的范畴。这是因为“青瓷”色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胎釉含有一定数量的氧化铁，并在高温还原焰中烧制而成的。

这一时期瓷器发展的地域性比较明显，南北瓷器的发展各领风骚，呈现出一种争奇斗艳的趋势。 （一） 南方青瓷

瓷器生产是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直接相关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形势十分混乱，社会长期处于割据的局面，致使南方与北方青瓷的发展，出现了很不平衡的状态。北方青瓷发展停滞不前，从而形成了北方青瓷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与此相反，长江流域比较安定，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从东汉时起，经济出现了上升趋势。孙吴建国时，在前期的基础上又得到发展。正当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的同时，南方经济却稳步向前发展了。因此，南方与北方青瓷的生产，不仅有时代的先后，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帮有南方青瓷与北方 青瓷的区别，并成为这一时期青瓷发展的主要特征。

浙江是我国青瓷的主要发祥地，又是六朝时期瓷器的主要产地。因而南方青瓷的生产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其中以上虞县最为集中。其遗址大都分布在曹娥江中游两岸，时代自三国至东晋、南朝均有发现。青瓷的装饰，西晋时以印花为主，主要有弦纹、方格纹、菱形纹、网纹等，并组成条带状，装饰在器物的肩部与腹部。东晋时，印花装饰减少，多为褐色斑点，装饰在器物的口沿部位。南朝时期，受佛教的影响，刻划莲花瓣纹开始流行起来。 （二） 北方青瓷

“北方”青瓷的生产，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北魏统一中国以前的5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一点是颇让人奇怪的。考古资料证明，在中原地区魏末晋初的墓葬里几乎没有瓷器出土。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在北朝时期的墓中，瓷器出土才逐渐增多，直到北齐时期出土瓷器才迅速增加起来。这可以说是北方青瓷发展的一个缩影。现在一般提到北方青瓷发展的成就时，也都是从北齐时期开始的。

北方青瓷与南方青瓷在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北方青瓷的器

形较大，尊、瓶、罐、钵之类器物居多。胎体厚重，胎色灰白，釉较厚，玻璃质强，流动性大，因而常常在器物表面有玻璃质流珠现象。釉里往往有细密的开片，釉色青中微黄。器物多装饰以莲花瓣纹、忍冬纹；装饰方法有堆贴、模印、刻画多种。北方青瓷所具有的上述特征，除了制瓷的原料以外，它的造型与纹饰风格独特与当时佛教的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佛教的盛行，使北方青瓷在造型、花纹装饰上，具有某些佛教文化的特征，这也是与南方青瓷不同的一个社会原因。 （三） 北方白瓷

白瓷的出现不仅要晚于青瓷，而且它是在烧造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青瓷最先是在南方出现与发展起来的，但是白瓷却又首先出现在北方，这是什么原因呢？

青瓷在南方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青瓷在南方社会生活中有了极大的影响，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传统风格，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是不容易改变的。这一点在古代文献和著名文人的诗句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人们对青瓷的赞美与热爱。唐人陆羽在他的《茶经》中褒南方的越窑青瓷，贬北方的邢窑白瓷，就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由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处于割据局面，北方青瓷生产处于停顿状态。这似乎可以说明，在北方白瓷出现以前，人们还没有使用青瓷的习惯。同时，白瓷的优越性大于青瓷，也就容易为北方人所接受了。在工艺上尽管“南方青瓷”

与 “北方青瓷”都属于青瓷系统，但南北之间在造型、胎釉、纹饰风格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北方青瓷发展的同时，就孕育着白瓷；而北方白瓷一出现，便与青瓷并驾齐驱向前迈进。

¤隋唐五代时期瓷器

（一） 南北青瓷的融合与发展

隋唐时代，整个中国社会文化进入了高度发展时期，陶瓷生产也呈现出蓬蓬勃勃发展的新局面。隋代历时非常短暂，立国仅38年即亡。但它的历史地位，犹如秦对立于两汉，为后继王朝——唐建立统一大帝国创造了条件。同样，在陶瓷史上，隋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基于隋代结束了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瓷器生产既继承了北方青瓷的传统风格，也吸收了南方青瓷的特点，故南北青瓷得以融合与发展，形成了隋代青瓷的一大特征。隋代瓷窑的分布也改变了南北朝时期瓷器生产的格局，使南北方瓷器发生了共同向前发展的局面。 （二） 有史籍记载的著名瓷窑

唐代是瓷器发展的盛世，大量瓷窑开始出现，此时唐代著名的青瓷有越州窑、定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和洪州窑等六大窑。

我国瓷器生产历史悠久，渊远流长，南北各地瓷窑既具地方特色，又有共同的时代风格。每一瓷窑都经历了产生、发展与衰落的过程。唐代瓷窑在隋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快的发展，其中有些瓷窑还在延续烧造青瓷。

唐代青瓷窑，除了处于沿海地区的浙江越州窑、婺州窑有较大的发展外，湖南的岳州窑、安徽的寿州窑以及江西的洪州窑，都面临衰败的境地。唐代后期，烧制釉下彩瓷器的湖南长少窑，河南地区“花釉瓷”窑的兴起，尤其是河北邢窑白瓷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南方青瓷的生产，为“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打下基础。

（三）“南青北白”的形成

早期白瓷发展到了隋代，如果把它作为烧成期的话，那么从唐始就应当进入了它的发展时期。隋代白瓷突破了传统青瓷的格调，为唐代白瓷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白瓷较之隋代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改变了以青瓷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北方邢窑白瓷不仅在当时已成为风靡一时的“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而且在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等广大地区，受到邢窑影响也陆续出现了烧制白瓷的瓷窑。这样看来，白瓷的生产在北方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标志着我国瓷器进入了青瓷与白瓷比翼齐飞的新阶段。唐代瓷器生产的成就，与邢窑的出现以及北方白瓷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隋代，白瓷虽已烧制成功，但青瓷仍居主导地位。到了唐代，由于邢窑白瓷生产的发展，才出现了白瓷与青瓷齐头并进的局面。这时候人们对于“类银”的白瓷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茶经》中“或以邢州处越州上”一语，即反映了这一点。湖南与浙江在唐代都是青瓷的重要产地，尤其是盛产越窑青瓷的浙江临安的唐墓中也出土了大量白瓷，这说明在北方白瓷生产发展起来以后，开始受到上层封建

官僚的重视，他们向北方瓷窑订货，并把白瓷运到了南方。

在唐代，北方白瓷窑，除著名的邢窑与定窑外，还有一些白瓷窑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河南的巩县窑、密县窑，山西的平定窑与浑源窑等，这样在北方就形成了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系统，在南方则有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系统，一青一白两大瓷窑系统并驾齐驱，于是就有“南青北白”之说。唐代这种“南青北白”的瓷器生产格局，一直延续到五代后期。后来由于江西景德镇开始烧制白瓷才打破了这个“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 （四）唐代瓷器的工艺成就

历史的脚步缓缓前进，我国陶瓷业发展到了唐代，出现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第，并出现了品评瓷器高下的专著《茶经》，瓷器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时期赵窑青瓷的质量已大为提高。原料经过粉碎、淘炼，胎质细腻致密，不见分层现象，气孔也少，胎色呈灰、淡紫等色。成型技术也普遍提高，器形规整，碗、盘、执壶等胎面光滑，釉层匀净，坯体显著减轻，圈足纤细，足壁外撇，制作十分认真。釉料处理和施釉技术也较之前有很大改进，釉面均匀，开细纹片，没有剥釉现象，呈色黄或青中泛黄，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

匣钵的使用是唐代瓷业装烧技术的一个重大贡献。越窑在中唐以前，多采取叠烧，用明火烧成。凡碗、盘等圆器，都逐层叠烧，以增加装烧量，所以器底很厚，碗、盘的内外底均留有支烧痕迹，釉面也不可避免有烟炱或砂粒粘附。中唐以后，由于匣钵的创用，使越窑瓷器成为一代名瓷，促进了五代越窑青瓷的新发展。

邢窑是北方最先烧成白瓷的名窑，并且是把白瓷提高到“白如雪”这样的高水平的重要瓷窑。然而邢窑“类银”、“类雪”的白瓷在邢窑瓷器的产量中仅占少数。这类白瓷采用优质原料，制作精细，造型规整，胎质坚硬，釉色洁白。

唐代除了生产青瓷与白瓷之外，还有“釉下彩”瓷与“花釉瓷”等品种，另外“三彩陶器”也是唐代制瓷工艺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是唐代瓷业绚烂炫目光芒中的一环。

一般认为“釉下彩”是唐代制瓷工艺的新成就之一。唐代越窑青瓷采用刻划花装饰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褐色釉下彩绘的装饰方法。然后越窑的釉下彩并没

有因此发展起来，北方邢窑也仍然承袭旧法，采用刻划花装饰，惟独湖南的长沙窑发展了釉下彩。釉下彩的运用，为瓷器的装饰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下纹饰的大量出现，为后世釉下彩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唐代陶瓷工艺又一大成就，就是“花釉瓷”的出现，所谓“花釉瓷”，是指一种黑釉带乳白色或乳白中呈现针状蓝色斑的瓷器，器类主要有壶、罐、拍鼓等，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黑釉斑点纹拍鼓是它的代表作，称之为“唐钧”。建国以来在河南郑州、泌阳、郏县等地的唐代墓中有出土，因此推测它的窑址可能就在河南这些地区。

1977年，故宫博物院第三次派人到鲁山调查，终于在鲁山段店窑址中发现黑釉斑点纹腰鼓的残片多件。这些残片与故宫博物院所藏腰鼓完全相同。当然烧“花釉瓷”的窑址除了郏县黄道窑、鲁山段店窑外，禹县也是颇为重要的“花釉瓷”产地。

禹县是钧窑的故乡，宋代钧窑的产生与“花釉瓷”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陶瓷的另一突出成就，就是俗称“唐三彩”的陶器迅速发展。在唐代以前的北朝时期，尽管出现过黄绿彩陶器而被有的人视为唐三彩的前身，然后它实际上还不是唐三彩，唐代的三彩釉陶是唐代陶瓷生产中的一支独放异彩的奇葩，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它是唐代厚葬之风的产物。唐三彩虽是陶器，但与一般低温釉陶不同，它的胎体有白色粘土制成，用数种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其釉料主要有三种：用氧化铜烧成绿色，氧化铁烧成黄褐色，氧化钴烧成蓝色，并用铅作釉的熔剂，利用铅炼制过程中的流动烧成黄赭黄、翠绿、天蓝、褐红、茄紫各种色调。斑斓绚丽，使人一便能想象盛唐的风采。它的烧造工艺是两次烧成，先是在1100°C左右的高温下烧出素坯。然后在已素烧过的胎体上施釉，再经900°C低温烧成，只有这样复杂的工艺，才能烧制出让巨人惊叹的“唐三彩”来。

总的来说，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开始走向真正成熟的道路，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釉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釉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做各种尝试和探索。

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胚，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 (五)五代时期瓷器特征

从唐代瓷器的雍容深厚、发展到五代瓷器的优美秀致，不仅是窑工们审美观点的变化，也是工艺技术进步的表现。五代制瓷工艺的改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为了瓷器胎薄，对原料的要求更为精细，这样能使烧成后的胎质更加致密，玻璃化程度更高。五代时期的套件器物以及各类轻巧秀美器具的烧成，与制瓷原料加工技术进一步改进有关，相应的成形技术也有提高。五代的盘碗胎质都很薄，器皿口沿常作花瓣形，有五瓣、六瓣、八瓣不等；也有三瓣与四方形的。圈足，足壁有的较宽，有的较窄，窄者足高而外撇，宽者足直而矮。盏托常常压边成荷叶形，托则折腰，圈足高而外撇。执壶常起棱作瓜形，流较长而微弯。杯有完全伪造金银器杯烧制的；深腹杯呈海滨式，高喇叭圈足等，这些器物的成形难度都较大，表现出五代时期在成型技术上出现了新的突破，为北宋制瓷工艺奠定了基础。装烧技术的改进更具有开创性，五代越窑青瓷所谓“秘色”，北方白瓷呈色稳定性的进一步提高 ，明显可以看出窑炉结构的改进，成功地控制窑炉还原气氛更是一个重要方面。使用匣钵装烧较唐代更为普遍，合瓷器的呈色均匀纯净。为了使器物的外观完整，提高它的实用价值，支钉不仅小，而且支在器物的不显眼之处。五代满釉瓷器烧造成功，是这种支烧工艺改进的结果。

五代时期的瓷器生产也是在唐代南北瓷窑的基础上进行的。南方浙江越窑以及北方河北定窑是主要的烧瓷基础。江西的景德针窑虽然这里已经崭露头角，但主要还是模仿烧制越窑青窑与定窑白瓷。

五代时定窑瓷器的釉色大致与晚唐相同，纯白或白中闪青者居多，器类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头和玩具等。每一品类的式样繁多，即如食器的碗有近10种之多。碗、瓶的胎质较之唐代轻薄，有的盘、碗口沿稍外撇，常作五花瓣口，外形亦是瓜棱形，圈足窄，制作精致。

五代定窑瓷器上已开始出现划花装饰，线条洗炼，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晚唐五代时期，定窑烧瓷所用的燃料是木柴，是烧还原焰最理想的燃料，这时期的定窑白瓷是在还原焰中烧成的，它的釉色纯白或白中泛青。

五代时代的越窑青瓷，质地细腻，制瓷原料加工精制，胎质浅灰色，胎壁薄，

器形规整，器表光滑，口沿细薄，转折处分界鲜明，给人以轻巧的感觉。器物施釉薄而匀，明显与唐代越窑器不同。

越窑青瓷在晚唐五代时期即有“秘色瓷”之称。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不少。五代时期越窑瓷器仍以光素无纹饰为主，但有用刻花装饰的，繁缛的刻划花甚少：着力于造型的秀美，是五代越窑的主要特征。

景德镇五代时期瓷窑均烧制青瓷和白瓷。青瓷与唐五代越窑相似，质量好的可以乱真，即所谓“艾色”。白瓷胎致密，色调纯正，与邢窑白瓷接近，且透光度较好。

隋唐时期瓷器的飞速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上也写下了辉煌的一章。而五代时期的瓷业上承隋唐，下启北宋，也是瓷器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名瓷名窑的宋辽金瓷器

一般认为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一方面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

宋代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同异，根据它们之间的区别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个：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他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却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瞠乎其后，甚至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沦为历史的陈迹。

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就会仿制，然后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厂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

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其他地方。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同时，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另一方面就是降低成本，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这样就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这种覆烧工艺后来也为其他窑瓷所采用。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北魏时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

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辽朝在历史上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代制瓷的工匠，大多应当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金代陶瓷资料不断发现，一般说，金代瓷器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从辽宁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这两个代表来看，金代瓷器釉色很是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瓷器原料加工粗糙，胎骨厚而色杂，釉面不均缺乏润泽感。成型工艺粗糙，器型不规整，无定式。装饰简单，仅见有白底绘黑花的，其他如刻、划、雕、加彩等技法极其少见。这些情况都说明，金代早期的陶瓷器，其生产水平较关内地区为低。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

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执政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

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瓷窑，根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主要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观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很显然，金人南侵，灭辽侵宋，一方面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最终导致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瓷窑入金以后不久，随又恢复烧造，但产品多数较粗劣，同时因战争和商路的断绝，市场大大缩小，已失去了发展的势头，产品也失去了精彩，最终导致北方瓷业衰落。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靠近海疆，交通发达。南宁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瓷器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外国。

而到了宋代，我国瓷器已是大量地运销到外国。出口的主要通道已经由陆路变为海路。广州、泉州、杭州、密州等贸易港十分繁荣。宋朝廷于开宝四年（971）提普开始在这些地方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进出口事务，而瓷器便是大宗外销商品。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

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南盛北衰的元代瓷器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百年左右。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元初开始倡导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

生一批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免除其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鼎峙的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后，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

然而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元代瓷器是被忽视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地下、地上的元瓷不断发现，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元代的钧窑、磁州窑、龙泉窑、德化窑等主要窑场，仍然继续烧造传统品种。而且因为外销瓷的增加，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大型器物增多，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枢府”瓷的出现

元代景德镇在青白瓷生产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卵白釉的新品种，由于这种卵白瓷中发现刻有“枢府”字样，因此人们称为“枢府窑”器。

“枢府”是“枢密院”的简称。“枢密院”有什么来历呢？唐朝代宗（763-779）初设枢密使，当时只是用宦官充任，以承诏旨，传达王命。五代后梁（907-923）时，一度更枢密院为崇政院，改用士人。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复改崇政院为枢密院。宋代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与中书省分掌文、武两权，号为“二府”。辽、金、元时仍袭其制。元代以军事为重，“枢府”的权位就更重，具有“枢府”名的卵白釉瓷器，应属“枢密院”的定烧器，是毫无问题的，但传世这类卵白釉瓷大多是没有文字的，只有极少量有“枢府”铭。近年来，在景德镇地区发现，在同一窑址，早期烧制青白瓷，稍晚出现“枢府”瓷和青花瓷，说明元代景德镇并没有一个专烧“枢府”瓷的官窑窑场，从国外留存的大批元代外销的卵白釉瓷看，这类瓷器绝非全部为官窑产品。因此，长期以来把元代的卵白釉瓷统称为“枢府窑”器是不恰当的，但为了照顾历史上的习惯称呼，以称这类卵白釉瓷为“枢

府”瓷还是比较妥当的。 (1）“枢府”瓷的特征

①枢府瓷和青白瓷胎都为白胎，但相对来说，前者比青白瓷更厚。 ②枢府瓷釉，变青白色为卵白色（更偏白，而近似鹅蛋色）。典型的枢府瓷釉应是失透的，但在传世和近年的出土品中，有的枢府瓷虽具备胎较厚而釉失透，然而却非卵白色而是青白色，这类器物可能属于自青白瓷过渡到枢府卵白釉的中间的状态，而后又一直为制造较粗瓷器的工艺所沿用。

③枢府瓷器形以盘、碗、执壶和高足杯为多见，极少见到大件器，最典型的枢府器，其碗为小底足。

④枢府瓷中的折腰器，是突出的造型，一向为人们所称道。折腰是宋代定窑沿袭唐代金银器的式样而在瓷器制作中运用。元代山西的霍窑和景德镇的青白瓷、枢府瓷和青花瓷也都有这种样式。

枢府瓷盘、碗的底足均为露胎，足壁厚，削足规整，有的底心有乳丁突起，且有明显旋纹。

(2）“枢府”瓷的装饰和文字

一般来说，枢府瓷分精粗两大类。精细的制品大多有印花装饰，图案花纹主要为缠枝莲、菊瓣、花蝶、云龙、云凤、云鹤、孔雀、牡丹及羯磨纹等，其印花多数显得浑圆而不太清晰，这类精细器物的釉，基本上都是白乳浊色。另一类较粗的制品，主要是日常生活用的盘和碗，一般都是纱面无纹，胎较厚重，釉色白中略偏灰青，偶然在器身有几道划纹。此外，枢府瓷还有戗金的装饰。在国外，特别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还出土有枢府瓷红绿彩器。最近在扬州发现了枢府瓷露胎贴花凤纹碗的碎片，说明枢府瓷也运用了元龙泉窑普遍使用的这种装饰技法。 枢府瓷的铭文以“枢府”两字为最典型，一般都印在盘、碗器物内壁口沿下，“枢”和“府”字分别在相对的地位。在枢府器中除了“枢府”字样外，还有“太禧”、“福禄”、“福寿”和“寿”、“福”、“良”等单个吉祥字样。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品中还有“昌江”字铭的器物，当然这些都是为了求个吉利而已。 (二）青花瓷

(1）青花瓷的特征

什么是青花瓷呢？青花瓷是指一种在瓷胎上有钴料着色，然后施加透明釉，

以1300°C左右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釉下钴料在高温烧成后，人们习惯上称为“青花”出土标本中，也发现有一小部分青花瓷是在器物施了透明釉后，再有钴料着色，然后高温一次烧成，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从工艺上说，这和西晋开始的青釉瓷加点墨彩一样，但这在青花瓷中极少数的而且这种釉加彩的效果肯定不如釉下彩清晰，因此标准的青花就忘指釉下彩。

中国瓷器的发展，在唐代以前，青瓷占主导地位；唐代以后，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到了宋代，刚品种众多，瓷器生产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景象。元代景德镇白地蓝花的青花瓷烧制成熟后，情况就起了急剧变化，从14世纪二三十年代到15世纪前期，大约仅仅经过70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就占据了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其他部分古老的瓷器窑场都相形见绌，并逐渐衰落，景德镇也由此成为中国的瓷都。尽管明清两代的德化、石湾、龙泉、宜兴和磁州各窑也还在进行生产，但各地的特色产品无论从品种或数量上都无法和景德镇相抗衡，景德镇瓷都的地位不可动摇。

那么青花瓷器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魅力呢？主要是瓷质细洁而色白，釉下彩的蓝色彩绘，幽菁可爱，图案装饰雅俗共赏。由于彩色在釉下，有不易褪脱的优点，而工艺过程又相对的简化，这样能够降低成本，大量生产。 (2）青花瓷的起源

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们还不太认识元青花的面貌。50年代初，美国学者波普根据现藏英国达维特基金会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题记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对照伊朗阿特别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堡博物馆所藏青花瓷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了两本著作，他以此瓶为标准器，把凡是与此相类的青花瓷器都定为“至正型”，这样就在传世的一批青花瓷器中辨认出一大批青花瓷器来，事实上，这只题有至正十一年题记的青花瓶，英人霍面逊在1929年已经发表文章作为专门记述，可惜当时未为人们所重视。该瓶高63.6厘米，瓶身主题纹饰为四爪云龙，自口、颈、肩至底足共有8个层次的图案装饰，顺序为缠枝扁菊、蕉叶、飞凤灵芝、缠枝莲、四爪云龙、海涛，缠枝牡丹和覆莲杂宝，其颈部有题词：“信州来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花不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无帅打供。”可见是信徒的供奉之物。

元代青花瓷器，除上述伊朗阿特别乐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堡托布卡比博物馆外，前些年在印度托古拉古宫殿也出土了一批大件器。此外，菲律宾、印尼和日本等国也都有元青花瓷出土，说明这类青花瓷应是元代输出的外销瓷。当然，元青花在国内市场也曾流通，北京元大都、河北省保定地区及江西高安窑藏的发现，以及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收藏来看，无论质量或数量上，国内的收藏逊于国外。总计国内、国外的全部收藏品在内，元青花瓷的总数大致在300件以上。

元青花的地位被人们认识以后，人们很自然地要追溯它的起源和演进的历史。人们会问元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如此成熟的青花瓷器呢？学者们有的从本国的陶瓷发展史出发追寻根源，也有从波斯早年用钴蓝的事实出发，认为元青花主要是在波斯用钴蓝的影响下产生的。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成熟的元青花瓷都有以下三点特点：

1）洁白的瓷胎和绩效的透明釉。 2）运用钴料产生蓝色的图案花纹 3）熟练掌握釉下彩绘的工艺技术。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发现新的考古资料，因此对于我国何时才开始成熟掌握釉下用钴料着色的工艺尚未充分认识。最近几年，由于扬州唐城遗址不断发现胎釉洁净，彩色鲜艳、图案清晰的唐青花碎片，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类唐青花在当时就已远销国外。9至10世纪，中东很多国家都进口我国的唐青花瓷，而且数量不少。这种新出现的制瓷工艺，必须会给予当时制陶工匠以很大的吸引力，目前在世界某些大博物馆就有当时当地的仿制品，如美国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有9至10世纪伊拉克的青花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9世纪伊朗西部地区所制造的青花碗及9世纪伊拉克烧制的青花碗。波士顿博物馆有9至10世纪的青花碗。但这些器物大都烧成温度不高，胎质粗松，釉不透明，都属半瓷半陶性质。显然，这些质量不高的瓷器都是当时模仿唐青花的烧造工艺而生产的。 扬州唐场面发现的青花瓷片，从其胎釉和制作的特征来看，应是河南巩县窑的产品。巩县又是唐代烧制唐三彩的著名窑场，而唐三彩中的蓝彩，正是用钴料呈色的。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陶胎琉璃珠上的蓝彩，就是用钴作为呈色剂的实例。

青花瓷器烧制技术，随着巩县窑的衰落而暂时中断了。20世纪70年代。在

浙江杭州和江西九江，南昌等地也发现了一些元代早期的青花瓷器。但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施青白釉而并不是典型元青花的透明釉，其青花色泽都带灰暗而非鲜艳的深蓝色。

胎洁釉润，青花色泽艳丽的成熟元青花瓷的出现，估计当在14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右，几乎中断了4个世纪的河南巩县窑的青花烧制技术，在江西景德镇突然重新放出光芒，这是一种历史在更高阶段上的重演，而促成这种历史重复的仍然是向中东地区出口的需要。由于中东地区的胎、釉原料较差，且烧成温度不高，因此始终无法达到中国青花瓷器的质量水平，满足不了当地消费者的需要 。随着元朝对外交往的发展，又重新唤起了中东国家对中国青花瓷器的需求，而浮梁瓷局所有地的景德镇，在枢府瓷胎釉制作具有完善条件的基础上利用从中东地区进口的钴土矿，大批生产出口所需青花瓷器，在当时是较容易的事。这种开始为外销而生产的商品，也必然转而为国内市场所需要，这就是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大发展的背景。

(三）釉里红与青花釉里红瓷 1）釉里红与青花釉里红瓷的起源

釉里红瓷是在瓷胎上用铜红料着彩，然后施透明釉，用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它的工艺过程和青花瓷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

铜作为陶瓷器上釉料所有的着色剂，早在汉代的铅釉陶上就已普遍使用。但那是铜在低温氧化气氛中产生的绿色，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从出土资料和传世实物可各，元代景镇烧制成功了釉里红瓷器，并且创制了青花釉里红这一新品种。

青花釉里红是指在同一器物上，既有钴料又有铜红料描绘或涂抹彩色，烧成后使青花与釉里红同现于一器。由于青花料和釉里红料在烧成过程中需要的条件并不一致，因此，要使这两种色泽都能达到成功的程度是比较困难的。 2）釉里红瓷的3种不同装饰方法

釉里红瓷器有3种不同的装饰方法：一是釉里红线绘，即在瓷胎上用线条描绘各种不同的图案花纹，这是釉里红瓷器最主要的装饰方法，但由于高温铜红烧成要求比较高，往往会产生飞红的现象，所以细线条描绘图案花纹的釉里红器烧

成比较困难。二是釉里红拨白，这种在白胎上留出所需之图案花纹部位，或在该部位上刻画出图案花纹，用铜红料涂抹其他空余之地，烧成后图案花纹即在周围红色之中以胎釉之本色显现出来。三是釉里红涂绘，以铜红料成片、成块地涂绘成一定的图案花纹，釉里红拨白及釉里红涂抹这两种方法都能减少线绘容易产生的红现象，从理论上说，它们应早于线绘的使用。 3）釉里红与青花釉里红瓷的发现

目前可以确认为元代的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瓷器并不太多。1979年江西丰城发现的4件青花釉里红器（一件是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两件为釉里红俑、一件是影青堆塑塔式四灵盖罐）。其中两件有“大元至正„„”等铭文。这4件器物的釉里红，都属涂绘的方法，红料都在塑成的立体器形上着色，这种方法，应当更为原始。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釉里红大罐的釉里红也属此类，这类大罐在元代可能是较多制品；现存英国达维特基金会的，完全与保定一样，只是没有盖子。元代比较进步的涂绘釉里红，则是用红料涂绘出一定的图案花纹。 四）各种色釉瓷

元代景德镇不但继续烧造青白瓷（影青）、白瓷和较粗的黑釉瓷（主要是高足杯、碗类的民间日用器）外，还成功烧制了高温铜红釉、高温蓝釉和低浊孔雀绿釉。 1）红釉瓷

我们已知道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呈现红色，如果以铜红料做为彩绘料，在釉下施彩即成釉里红，如果以铜红料掺入釉内作为呈色剂，谅能烧成高温铜红釉。目前已发现湖南长沙窑有通体高温红釉的制品，宋代钧窑则推动红釉的烧造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但它们的胎釉制备都远不及元末明初景德镇的制品。从已经确认的明初洪武红釉瓷的纯正程度看，这种烧制工艺，在元代肯定已经十分成熟，但问题是至今仍很少发现完全可以确认的景德镇元代红釉瓷标本。 2）蓝釉瓷

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陶胎琉璃珠及唐三彩陶器中的蓝釉器，都是钴蓝的制品，但都是低温烧成。在瓷器上的高温钴的传世品中，可以确认为元代蓝釉器的，有一批蓝釉白龙的梅瓶和盘子，现藏南京博物馆的蓝釉白龙梅瓶，其口部呈梯形，是典型的元代梅瓶式样，高43.3厘米；日本亦藏有同类型的蓝釉白龙梅瓶，只是

器形稍小，高为34.3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日本出光美术馆及大阪市东洋陶瓷美术馆都藏有蓝釉白龙盘，尺寸在15.5-16厘米之间，其龙纹均为三爪，画法和梅瓶的图案几乎一样。

元代景德镇蓝釉的烧制成功，为明清两代霁蓝釉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3）孔雀绿釉瓷

孔雀绿釉是用铜料在氧化气氛中，用低温烧成，从汉代的铅绿釉陶开始，低温绿釉的烧制一直没有间断过，金代扒村窑和元代磁州窑都有绿釉釉下绘褐彩的制作。元代景德镇在优质瓷胎上烧制成功了孔雀绿釉釉下青花的新品种。由于过去缺少实物资料，我们曾一度把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明成化年制的孔雀绿釉釉下青花盘看成是景德镇的最早制品。最后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中部的朋加地方出土了一件典型元代的孔雀绿釉釉下青花玉壶春瓶，腹部主体图案为莲池水禽画面，颈肩和底部的仰覆莲以及颈部的蕉叶纹都是元代的典型画法。

¤以景德镇为中心的明清瓷器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日 ‘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日住坐，月役一旬”（《明史》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工匠月上工十日，不复班者输罚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坐匠户若能每月缴纳六钱罚班银后，就还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相继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漕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跟随着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显然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要。

明朝洪武年间，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

没有停止，只是对外国的赠予。而到了永乐年间以后，瓷器输出的途径更多了；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元航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诸多要求，订购自己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陆路对外销售也很发达。据万历年间刊刻的《野获编》记载，阿拉伯各国来我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回去时所带的瓷器多达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在品种上，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尤其是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既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更刺激了瓷器生产的繁荣。

历史到了16世纪以后，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了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主要手工业，像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在继续烧造外，不同程序的粗、细瓷器生产也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化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基本一样，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琉璃用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色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兰、法翠我们认为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这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彩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陕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这

样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刚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自己特色代表性的品种，却是在明始的。

明代德化白瓷有期独特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那么它的不一样又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瓷胎细密，透光度非常好，为唐宋其他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因而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刚有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瓷土内氧化钾含量，使得烧成后玻璃相对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好。

第二，就釉面来看，德化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呈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出青色，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世气氛的性质有关。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这在外观上表现为，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如果在光照下，釉中还会陷显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到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种，宋应星在他的名作《天工开物》中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炉等明代之作确实较多，但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的，而且从屈斗宫窑址的调查来看，除了彩饰多件的梅花盘外，还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如果在灯光或日光下还呈现出肉红色。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尊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画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一般不用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具有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等特点。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国陶工数千年实践的结果。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某些天然矿物如铁矿石、赭石、瓷土等，可以描绘出赭红、黑、白等彩色，这样就能在陶器表面描绘出各种图案花纹，这就是著名的彩陶。汉代盛行的铅釉，是以铜和铁为着色元素制成的低温釉。到唐代，又进一步利用某些含钴、铁、锰的矿物在铅釉中的着色作用，从而制成了具有蓝、黄、绿、白等多种色调的唐三彩。到了宋代以后，我国北方磁州窑，采用毛笔蘸彩料，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简单的花纹，然后放到800摄氏度左右的炉子中加以烧制，使彩料烧结在釉面上，这种彩称“宋红绿彩”。上述这些工艺上的发明，大部分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入景德镇。景德镇的工匠们吸收了这些技术 ，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在明清两代，他们对釉上彩的配方做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人们还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成功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窑，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已经具备了让人吧为观止的技术水平。

明代景德镇之所以能成为瓷都，其实早在元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元代青花、釉里红新品种的烧制成功，以钴为着色剂的霁蓝和铜红高温单色釉的出现，以及描金装饰手法的运用，都为明代彩瓷和单色釉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技术条件，但是，景德镇在元代的全国制瓷业中，还不能居于盟主的地位，因为当时的龙泉、磁州和钧窑等各大窑场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到了明朝以后，情况就有显著的变化。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都日渐衰落。首先是钧窑系的各种产品全部停止生产。龙泉青釉瓷器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它已经无法和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

斗彩以及多种多样高低温色釉相匹敌，所以在明中期以后它们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的道路。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民间所喜爱，但是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相比较，在胎釉和制作工作上都望尘莫及，最后也无可奈何地归于没落。随着各大窑场的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会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集中，形成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景德镇能成为瓷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德镇位于昌江与其支流西河、东河的汇合处，四面环山。明代，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区，怀瑜山脉绵延起伏期间，山区多产松柴，可经昌江及其支流航运到景德镇，为烧窑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当时的民窑很多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设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技术条件又有高技术的工匠，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具备，再加上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明代景德镇的瓷器也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它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对内、对外赏赐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制作，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

清代前期和中期，就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朝初年，由于明末农民大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治久安，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免除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影响很大。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是一位十分爱好瓷器的皇帝，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甚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都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但是，后来清朝实行海禁，官府与海外的贸易往来很少。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

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已经很少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但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西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主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

由于欧洲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在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甚至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的这些，都大大促进字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场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

在这期间，使用中国瓷器，在欧洲已蔚然成风。不仅在上层社会心此为荣，在普通民众之中也以此成为时髦。王室贵州把拥有中国优质瓷器作为豪富的一个重要象征。甚至普鲁士皇帝选皇后，也不惜代价地用六百名撒克逊龙骑兵组成的四队近卫军与邻近的君主换取十二个巨大的中国瓷花瓶，为他的婚礼增辉。这就是所谓的“近卫花瓶”，现在还陈列在德累斯顿博物馆。一些国家喜庆典礼，也纷纷使用中国瓷器。为了满足欧洲人的种种需要，一方面，国内为外商提供各种彩饰、花纹的样品，供他们选购；另一方面，外商也根据本国顾客的喜爱，规定造型和纹饰，以便订购。清代刘子芬的《竹园陶说》中写道：“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中国外销瓷器的繁盛局面，对清代瓷器的发展，无疑是起了失去作用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里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厉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的烧制达到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

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烧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

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他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氧化钙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更加进步。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清代瓷器产地比较广泛，但是和明代一样，代表整个时代水平的，仍然是瓷都景德镇。入清之后，青花瓷器仍是景德针瓷器生产的主流，其它的产地如福建德化窑、广东石湾窑也很活跃。

嘉庆朝的前阶段，基本上仍保留着乾隆朝的遗风，但从整体上说，已远逊于乾隆盛世了。当时的粉彩和青花器也还有一些精品，其中以珊瑚红地粉彩、描金器最为突出。颜色釉中祭红、祭蓝、酱色釉、黄釉、瓜皮绿、豆青、云霞釉和石绿等都有一定的数量。仿哥、官、钧窑及茶叶末的品种也在继续生产。那时，士大夫阶层盛行鼻烟，瓷制鼻烟壶除粉彩外，青花和白釉镂雕的数量也很多。在图案上，更是盛行名胜山水图，人物中仕女的形象，相比以前更具有清代的装饰特征。

道光朝的青花和颜色釉制作，都已经走向衰落。粉彩瓷器的数量虽多，但品种、造型却已经大为减少，产品中以莲花形的盘、碗为突出。有少量“慎德堂”款和“薜竹主人”款的粉彩、霁兰描金和抹红描金器则较为精致。此外，由陈国治所制的黄釉仿象牙器，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咸丰朝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国内太平天国战争中度过的，官窑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更趋低落，然而民间日用粉彩瓷器却还有一定数量。

同治、光绪两朝，整个社会陷于和衰败。在这段时期，景德镇制瓷中，窑虽然没停止生产，但所制大多是一些宫廷婚喜、寿庆的应酬、赏赐之品。民窑

所产，虽无特殊精致之作，但数量却是巨大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民窑中，烧造有一些比较好的仿古瓷，但这并不是当时制瓷业的主流。随着日本瓷器的竞争和欧洲瓷器的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制瓷业才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期，而焕发古老瓷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