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小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过”。我因为在书中看到粮食短缺、耕地破坏而崇拜过袁隆平,因为在书中看到当时完全不知为何物的相对论而梦想过成为爱因斯坦,因为接触过的一款军事电子游戏而幻想过成为奥本海默、冯诺依曼,也因为当时看来趣味无限的数学以及“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想过追随欧拉、陈景润们的脚步,总之是想要成为名留青史的伟大科学家,但当时的我却只知道在学校要做好学生。而在另一方面,因为家里的经济曾经比较拮据,也有过找好工作赚钱的理想,但当时也只知道要做好学生。虽然是这样,但由此看来,“少年立志”的远大理想和较为现实的理想之间的矛盾在小时候就已经存在。前者是由于年轻不知道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默默无闻,以及没有考虑过个人功利与从事科研的矛盾。
稍微长大以后,把头探出父母的庇护,我将理想的目光缩短了些。社会经济急速发展,差距增大,于是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向钱看,“崇尚科学、崇敬大师”的风气几乎消失。注意到成家立业的艰难,我的理想越来越倾向于获得个人名利。但我又不想轻易放弃小时候的“远大理想”。这样的思想矛盾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在填报志愿时,我没有选择经管学院也没有选择数学系、物理系,而是填报了一个当时还基本不知为何物的工科专业,这也就是我一直以来对将来道路选择上的矛盾心理的产物。
曼德拉在年轻时看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碑文,他从改变自己、改变家庭和亲朋好友着手,历经数十年,终于改变了他的国家。我在更年轻时看到这段碑文,于是放弃了小时候名留青史的理想,寄希望于通过做好专业内的工作,做出先进的成果,同时提高个人地位,最终得到名利双收的结果。这样的道路好像是可行的。但是,一方面想到,这与一些挤破头争抢公务员职位,一心求铁饭碗、并升级为金饭碗、甚至饭碗制造厂的人的想法好像没什么区别;另一方面,似乎又犯了《碑文》中所描述的“目光过于长远”的错误。于是我想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做出的规划应该更多地关注自身的成长,而对于未来,只能说是不让自己走向仅仅关注个人功利的自私的极端。首先宏观的发展方向已经大致确定是在现在的专业以内。
当前的短期目标是选定研究方向,直博或者推研,校内深造。然后„„就是然后的事了。政治上我只能说是在观望或者说是犹豫是否;但无论是否,(与文科类的学生不同,作为一个普通的工科生)在专业领域内有所成就仍然是更重要的,否则奢谈政治没有太大意义。这也就是所谓“改变自己”。
进而我认为,“改变自己”不等于独善其身。有人认为“我家庭幸福,事业有成,跨入高收入阶层或‘上流社会’,拉高了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是为国家作贡献”,这无论是在我理想化的小时候,还是在奉献和自私之间纠结的中学时代,抑或是初步找到两者之间平衡点的现在,从来都是我不能苟同的。假如我在材料这一行业内有所成就,成为某“工程师”,有丰足的收入,那时我应该做的不是工作之余携家带口逍遥自在,而是力争在学术或技术上有更大成就,并利用自己在业内和人际中的影响对社会的良性发展做出贡献。我想这不能与“年轻的时候”所幻想的“改变世界”等量齐观,而是“年轻的时候”的远大理想被缩减掉的距离现实较远的阶段,而这一阶段在现在是应该暂时忘记的,趁“年轻的时候”改变自己才是当前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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