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201501--楚公编钟及有关问题_高西省

高西省（洛阳博物馆

研究员）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5.01.005

西周楚公编钟，据现有资料看，仅发现楚公逆、楚公

两位楚国国君铸造的编钟。楚公

逆钟在宋代就有发现，著录于《钟鼎款识》，原书虽称为镈，但学者们已指出其为一件甬钟[1]。另一次重要发现为1993年山西北赵晋侯墓地晋穆侯墓（M）出土的一套楚公逆编钟[2]。楚公钟目前仅见5件，其中3件收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1件下落不明，1件收藏于宝鸡市周原博物馆。楚公编钟虽然发现数量不多，但组合及纹样极富特色。由于宋代著录的楚公逆钟未见图像，现又不知身在何处，故本文就晋穆侯墓出土的楚公逆编钟、现藏的楚公

编钟及有

关问题进行研究，不当之处，请同仁指教。一

楚公

编钟的形制、纹样及组合特征

为界。各钟铭文大意相同，但字数不同。明显的区别在于局部纹样的不同，据其纹样差异可分为3式。

Ⅰ式2件。均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其特

点为：小环形干，旋上饰细阳线纹，舞部饰四组阴线卷云纹，篆间饰阴线云纹，正鼓部饰两组相对规整的阴线云纹，右鼓部饰有昂首翘尾的小鸟纹。钲部均铸有完全相同的铭文“楚公

自

作宝大林钟孙孙子子其永宝”16字。一件通高

53.2厘米，重25.6千克；另一件通高36.7厘米，重10千克（图一、二）。这两件甬钟与西周晚期同类甬钟风格几乎完全相同，唯其旋上的细阳线纹几乎不见于关中地区西周晚期甬钟，右鼓部昂首翘尾的小鸟纹与关中地区的小鸟纹也明显不同。

楚公钟目前可见的资料共5件，其中4

Ⅱ式1件。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与Ⅰ

件出土地点不明，现有3件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1件下落不明[3]；另外1件为1998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召陈村，现藏于宝鸡市周原博物馆[4]。除一件形体不明外，现藏这四件甬钟的形体、造型均属于典型的周式风格。体呈合瓦形，干旋齐备，平舞，两铣尖侈，于微弧，三十六二层台枚，体腔内有调音槽，钲、篆间均以粗凸棱线

式明显不同的是，其篆间饰斜角回首龙纹，右鼓部饰大象纹。这种特有的纹样在关中地区西周编钟中是前所未见的，显示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其正鼓部的阴线卷云纹与常见的卷云纹相比，显得更加规整繁密，线条也更加流畅。旋上细阳线突目纹与关中地区西周早中期甬钟旋上的纹样相同，而关中地区西周晚期甬钟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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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Ⅰ式楚公钟图二Ⅰ式楚公钟

则几乎不见阳线纹。钲间铸有铭文“楚公自作已知楚公钟虽为楚公

钟最小的一件。

作器，但各式钟明显有所区别。Ⅰ

林钟孙孙子子其永宝”14字。通高44.1厘米，重由以上甬钟的纹样形式分析看，这四件甬式钟篆间为云纹，Ⅱ、Ⅲ式钟一为阳线斜角回首龙纹，一为阴线斜角回首龙纹。正鼓部虽为西周早中期常见的卷云纹，但各有自己的特点。Ⅱ式钟右鼓部的大象纹自身特征更突出，其他两式虽为小鸟纹，但差异同样是明显的。楚公楚公

钟虽只见到四件，但却有三种形式，故笔

编钟应该有三套。学者普遍认为

即楚公逆（熊鄂）之子熊仪，其在周宣王

者认为楚公

18.8千克（图三）。可以明显看出，此式钟较Ⅰ式具有更为突出的楚文化本身特色。

Ⅲ式1件。1998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

周原遗址召陈村窖藏，现藏于宝鸡市周原博物馆。与前两式有明显的区别，虽然其篆间斜角回首龙纹近于Ⅱ式篆间纹样，但不是阳线而是阴线，且龙首的方向正好相反。正鼓部卷云纹较Ⅱ式及Ⅰ式显得更加简朴，右鼓部小鸟纹与

Ⅰ式花冠高屹的翘尾小鸟纹也有差异，且与关中地区编钟勾喙、垂尾小鸟纹有明显区别，显示了自身的特点。其钲部铸有铭文“楚公

自

作宝大林和钟孙孙子子其永宝用”18字。通高

三十八年（前790年）即位，卒于平王七年（前

7年），在位27年。所以，这些编钟应铸造于周宣王晚年到周平王初年。那么，楚公

在这二

十多年中至少铸造了三套编钟。在这三套编钟现有的4件中，日本收藏的3件，王世民据测音

33.4、甬高11.9、铣间18.6、鼓间13.9、舞修15.5、舞广13厘米，重8.7千克（图四、五）。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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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公编钟及有关问题

图三Ⅱ式楚公钟图四Ⅲ式楚公钟

资料（仅正鼓音）认为，其中的2件为同套中的第3件和第5件，另1件另作考虑，并认为它们很可能是两套均8件[5]；周原出土的楚公

钟，

邵晓洁据测音结果认为，应为原8件套编钟中的第6件，正、侧鼓部的音位可能是羽、宫[6]。显而易见，楚公

钟至少在24件以上（详见后论）。

钟虽然主要是关中甬钟的形制

这些楚公

然区别于关中地区甬钟勾喙、垂尾的小鸟纹。有学者指出这是楚式甬钟的特点[7]。由此可见，西周晚期宣王时楚公得更为突出。二

楚公逆编钟的形制、纹样及组合特征

钟已形成了自己的一些

特征。但楚式编钟的特征在楚公逆编钟中表现

及纹样，但西周晚期楚人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对各部位纹样的组合重新加以调整。关中地区西周晚期甬钟旋上纹样几乎均为高突目兽目交连纹，干为大方折形，正鼓部流行阴线卷体龙纹；而楚公

钟旋上均为关中地区西周早

期甬钟常见的细阳线纹，干则为小环形，正鼓部为极规整的卷云纹。其中一件右鼓部的大象纹更为特别，在关中地区甬钟中从未见过。另外三件右鼓部的小鸟纹均作尖喙、翘尾状，显

楚公逆钟目前发现7件，其中1件早在宋代就著录于《钟鼎款识》、《金石录》上，但仅有钲部铭文录入。由于此器已不知下落，也无拓本传世，且未见图像，所以无及其形制、纹样。另外，1993年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出土8件一套编钟，其中前6件楚公逆钟形制相似，大小基本相次，铭文内容一致。各钟均为合瓦形体，干旋齐备，平舞，两铣尖侈，三十六枚。形体结构与关中地区编钟没有区别，但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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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应是Ⅰ式楚公逆钟独有的自身特征。

Ⅱ式4件。为现组合中的3～6号甬钟。

干均呈小环状，旋上、篆间、正鼓部、右鼓部的纹样与Ⅰ式完全相同，几乎没有区别。唯一有所区别的是，钲、篆间以双阴线夹小乳丁界隔（图六∶中、七∶左三、八）。这种界隔纹样形式在关中地区甬钟中几乎不见，虽然此式钟钲、篆间乳丁界隔是关中地区甬钟常见的纹样形式，但这种纹样形式在关中地区甬钟中仅见于西周早期，且几乎均为双阳线夹乳丁，西周晚期几乎均为粗凸棱线界隔，而不见这种纹样界隔。显然，这是楚公逆钟的又一独有特征。

前6件中有1件钲部及左鼓部铸有铭文

68字：“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夫工四方首。楚公逆出，求厥用祀四方首。休，多禽□□内乡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作和□锡钟百食（肆）。楚公逆其万年寿，用保厥大邦，永宝。”其他5件铭文内容与此几乎完全相同。这六件钟，体大者铭文多在钲间及左鼓，体小者铭文在钲间、左鼓、两铣及顶篆。体腔内有调音槽。

Ⅲ式

图五

Ⅲ式楚公

钟

2件。为现组合中的7、8号甬钟。此

式钟与前两式有明显区别，属于典型的关中地区甬钟。钲、篆间均以粗单阴线界隔，篆间饰相互勾连的阴线云纹，正鼓部为典型的两两相对简洁式的单阴线云纹，右鼓部为阴线勾喙、垂尾的小鸟纹。7号甬钟钲部及左鼓部铸有铭文“其子（钲部）孙永宝（左鼓部）”，8号甬钟由以上各式甬钟的纹样形式分析看，其各自特征是非常突出的。尤其是2件Ⅲ式钟的纹样、铭文与前6件判然有别，显然不是原楚公逆编钟的其中2件。学者已指出它们并非一套，或以为是另外一套编钟的其中2件[9]。笔者认为，此式甬钟从造型、纹样看都是关中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形式。这类甬钟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如在扶风庄白一号窖藏、眉县马家镇窖藏、长安县马王村窖藏及山西北赵晋侯墓地铭文锈蚀过重，难以看清（图七∶右二）。

样形式与之判若两样，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后2件钟铭文不同于前6件，与楚公逆无关，且纹样与关中地区同类甬钟没有区别。据其纹样差异可分为3式。

Ⅰ式2件。为成编组合中的1、2号甬钟[8]。

干均呈小环状，旋上饰突目变形云纹，钲、篆间均以双阴线界隔，正鼓部饰阴线龙、凤、虎纹交合且两两相对的特有纹样（形式风格同样为关中地区的卷云纹对称式），右鼓部第二基音标识符号为一小动物造型纹样（或称穿山甲纹），篆间饰蝉纹（图六∶左、右）。此式钟钲、篆间以双阴线界隔及旋上的变形云纹极为罕见，关中地区甬钟中只见单阴线而不见双阴线；钟上所饰蝉纹在商周铜器上常可以见到，但在甬钟篆间出现似无二例；正鼓部、右鼓部的纹样在目前所见的其他甬钟中同样未出现过。可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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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B型晋侯苏钟）中均有出土，纹样形式极为接近。Ⅲ式钟应该是关中地区铸造的一套编钟

■楚公编钟及有关问题

的其中2件[10]。而Ⅰ、Ⅱ式楚公逆钟无疑不是北方地区的作品，其纹样与这一地区甬钟相比表现出强烈的异域文化特色，而且这六件钟右鼓部均有造型极特别的第二基音标识符号小动物纹样。它们虽均为楚公逆所作，但从纹样上看明显区别为两式，可以肯定是由两套楚公逆编钟挑选拼合而成的。据测音，这六件楚公逆钟的音列并不具备一定的性，表明这六件楚公逆钟为一套编钟中的几件[11]。

那么，楚公逆编钟几件为一套呢？前文已述，楚公

编钟三套均为8件。而且，晋穆侯墓

出土的这套编钟（6件楚公逆钟，2件关中钟），其正鼓音音列为（羽）、宫、角、羽、角、羽、角、羽，与这一时期中原8件套编钟的正鼓音音列相吻合。补入的后2件钟“与前6件钟在音乐性能上能够相互协调和契合，从而使得8件钟在音乐性能上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12]。可

见，这套编钟是按关中地区周式编钟的音列成编的。所以，笔者认为楚公逆编钟应该符合西周晚期关中周式编钟8件一套的组合规律。

综上所述，晋穆侯墓出土的这套8件编钟应该是由两套楚公逆编钟及一套周式编钟按音律选配拼合而成的。按关中地区编钟第1、2号钟不使用第二基音的规律，应补缺第1、2号钟，但晋穆侯按音列补配了最后2件。因此，这套编钟的右鼓部均出现有第二基音的标识符号是不合规律的[13]。笔者推测，很有可能是晋穆侯通过战争得到6件楚公逆钟后（原来拼合好的但缺两件），又在自己现有的可能来自关中地区的一套编钟中按音律选配2件，从而拼合成现在发现的这套编钟[14]。当然，也不排除晋穆侯得到两套不完整的楚公逆编钟，并在自己铸造的甬钟中按音列挑选2件进行拼合，从

图六楚公逆钟

图七楚公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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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百食（肆）”，李学勤指出“百”下面的字是钟的单位[16]，黄锡全、于炳文认为其中的“食”即“肆”，“百食”就是“百肆”[17]。看来楚公逆生前一定铸造过大量编钟。楚公铸造数量如此之大且纹样独特的西周编钟，显然已形成了这一时期楚人独特的风格，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出现了大量关中地区周式甬钟未见的纹样。钲、篆间以双阴线夹乳丁作界隔在周式钟中未曾见过，最为突出的是钲、篆间出现了关中地区甬钟未见过的双阴线界隔，篆间出现了蝉纹、阳线斜角回首龙纹，正鼓部出现了龙、凤、虎纹组合搭配的纹样，右鼓部出现了阴线象纹、小动物穿山甲纹。湖北江陵江北农场出土的西周早期甬钟右鼓部则为小鹿纹[18]。这些纹样当为楚人创造的特有的纹样形式。

二是楚人虽然继续沿用关中地区甬钟的纹样，但并不是原盘照搬而是加以变化。例如，旋上均为纤细的阳线纹、干呈小环状是关中地区西周早期甬钟的特点，西周晚期几乎不见，而楚钟这一时期继续使用；右鼓部

图八

Ⅱ式楚公逆钟

小鸟纹变关中地区勾喙、垂尾为昂首花冠、尖喙、翘尾状；正鼓部大卷云纹明显改关中地区简洁、多单线的形式为规整繁密的结构。西周宣王时期，楚人甬钟没有使用关中地区同时期甬钟及其他铜器上流行的纹样，而是沿用了西周早期铜器上流行的纹样，并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纹样形式，从而形成了楚式编钟的独特风格，与同时期的秦式、周式编钟有明显区别。

三是西周时期楚人编钟的纹样虽然已具有自己的特色，但甬钟合瓦、柱甬的形制及编组（8件一套）、音列设计均沿用周制。

四

关于西周编钟成编方式的思考

而形成了这样极其特殊且不合规矩的编钟组合状况。

三

西周楚式编钟的特点

编钟及楚公逆编钟形

通过以上对楚公

制、纹样及组合的分析讨论可以看出，西周宣王时期楚公编钟形体虽然与关中地区周式编钟没有区别，但纹样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前文推测不误，现仅发现的两位楚国国君至少已铸造编钟五套40件。除此之外，宋代著录的那件楚公逆钟虽未见造型、纹样的形象资料，但据李学勤比照新出土的楚公逆编钟铭文研究，其单独成篇的铭文为“唯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大雷[钟]，厥名曰□□□□。[楚]公逆其万年寿□□亡□，孙子其永宝”[15]。故可以肯定，这件楚公逆钟与晋穆侯墓发现的楚公逆编钟不是一套，应该属于另一套楚公逆编钟。据晋穆侯墓出土楚公逆钟铭文“楚公逆用自作和□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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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文的分析讨论看，楚公编钟形式多样，组合相当复杂，往往为多套编钟选配组合而成。晋侯墓地M8出土的晋侯苏编钟同样由三套或四套编钟按音列选配而成[19]。而这一时期（西周晚期）其他青铜礼器如鼎、簋、鬲等形制、纹样往往是完全相同的。这里就有一个问

■楚公编钟及有关问题

题，西周编钟是如何成编的？为什么西周编钟还常见大小次序颠倒的情况（如楚公逆编钟、大堡子山秦子编钟）？为什么考古发现的一套编钟往往纹样有较大的区别呢？谭德睿认为：“为使青铜编钟成编，采用的是在几组已铸成的青铜钟之中挑选成编的方法实现的。”[20]李朝远则认为：“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编钟往往是拼合的，这表明了葬制与庙制的不同。庙制是整套的，而且有若干个整套，葬制则是可以选择拼合的。”[21]情况究竟如何？下文试分析之。

（5）1986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西周晚期M95出土编钟7件，形制基本相同，但各钟之间并未形成大小递减。篆间及正鼓部饰细阳线云纹，舞部饰窃曲纹，除1号钟外，其余各钟右鼓部均饰小鸟纹。出土时4件放置于墓底，3件放置于填土中。测音数据显示，有几件钟音高相同[26]。除1号钟外，其余每两件的形制、纹样、颜色相同。“无论从形制纹饰，还是从编钟的形制和测音数据来看，此7件甬钟均非一组，应为数组编钟拼合而成”[27]。

（6）1992年，山西北赵晋侯墓地M9出土编钟4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28]。钲、篆间以小乳丁界隔并有细阳线和乳丁之别，由于锈蚀严重，局部纹样并不清楚。从形制、纹样特征看，大体接近于宝鸡竹园沟编钟。右鼓部无标记符号，体腔内无调音槽。

（7）1992年，山西北赵晋侯墓地M8出土晋侯苏编钟两套16件，形制相同，大小基本相次，纹样有异。各钟各部位的纹样明显区分为阴线和细阳线两种不同形式，学者普遍认为是典型的拼合组成而后再刻铭的西周编钟[29]。

（8）1993年，山西北赵晋侯墓地M出土编钟一套8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纹样及铭文有异。前文已指出，1～6号楚公逆钟当为楚地铸造的两套楚公逆编钟挑选拼合而成，7、8号钟为关中地区或晋地铸造[30]。这套编钟是极具代表性的拼合型编钟。

（9）1990年，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出土虢季编钟一套8件，形制、纹样相同，大小相次[31]。前4件铭文相同各为一篇，5、6号钟各铸相同的铭文8字，7、8号钟铭文相同各铸4字。前4件与后4件高度相差较为明显。1991年，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同样出土一套8件编钟，形制、纹样相同，大小相次，资料尚未全面发表[32]。

（10）2005年，陕西渭南梁带村M27出土一套8件春秋早期编钟，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纹样有异[33]。由发表的照片看，编钟的局部纹样有明显不同，1、2号钟正鼓部有纹样，其他几件无纹样，前4件与后4件高低区别明显。虽然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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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周墓葬出土编钟

本文选用的材料均为未被盗掘或虽被破坏但出土编钟仍为完整一套的墓葬。一些新发现的墓葬由于没有公布编钟的详细资料，还有一些墓葬由于被盗仅出土1～2件或3～4件编钟，不能反映其成编的情况，故不在所论之列。

（1）1980年，陕西宝鸡竹园沟

国墓地M7

出土一套3件编钟，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纹样有异[22]。1、2号钟形制、纹样相同，钲、篆间以小乳丁界隔，篆间饰阳线云纹。3号钟与1、2号钟有明显区别，钲、篆间以细阳线为界，旋及篆间均素面，且两个音高资料都和前两钟产生较大的区别。此套编钟显然为拼凑组合而成。

（2）1974年，宝鸡茹家庄M1乙室出土编钟一套3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纹样有异[23]。1、

2号钟钲、篆间均以小乳丁界隔，3号钟钲、篆间以细阳线界隔。3号钟正鼓部云纹不同于前两件，且与1、2号钟的重量、尺寸相差较大。此套编钟同样为拼凑组合而成。

（3）19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甶墓出土编钟一套3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纹样有异[24]。1、2号钟舞部、鼓部、篆间纹样完全相同，最小的3号钟旋上及舞部素面，篆间纹样略异于1、2号钟，且枚也较前两钟长。显然为拼合而成的一套编钟。

（4）1986年，河南平顶山魏庄出土编钟一套3件[25]。1、2号钟形制、纹样相同，钲、篆间均以乳丁纹界隔，篆间、鼓部饰云纹。3号钟则与前两件差异较大，钲、篆间均以细阳线界隔，形体甚小。显然为拼合而成的一套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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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其中几件的纹样从照片上看并不清晰，但应该是拼合而成的一套编钟。此墓地M28晚于

组钟的纹样有明显区别，甲组钟钲、篆间以双阳线夹连珠纹为界，正鼓部为细阳线云纹；而丙组钟钲、篆间以粗阴线为界隔，正鼓部为阴线云纹。因此，不论所缺的两件钟纹样如何，均可判定这套编钟是拼合而成的。

（5）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钟14件，此窖藏共出土甬钟21件，其中自名钟14件[42]。组，实际为三套现存的这7件

钟明显分为甲、乙、丙、丁、戊五钟。甲组4件与乙组3件发音钟形制、纹样相同，钲、篆间以

M27，为春秋早期偏晚，同样出土一套8件编钟，形制、纹样完全相同，大小递减[34]。

由以上的资料分析可见，现有墓葬出土的成套编钟几乎均为纹样不同的甬钟拼合而成，仅有三套编钟形制、纹样相同。

2.西周窖藏出土编钟

西周窖藏出土的编钟，情况往往相当复杂。许多窖藏出土的编钟很不规律，有些数量很少，不能成编；有些不是完整的一套，不能准确反映编钟成编的情况。由于窖藏编钟真正为全套者极少，故选用确为窖藏出土且近一套者。

（1）1960年，陕西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中义编钟一套8件，形制、纹样相同，大小相次[35]。各钟铭文成篇，均铸“中义作和钟其万年永宝”，前6件铸在钲间，后2件铸在钲部及左鼓部。稍有不同的是，前4件舞部饰阴线双首共身龙纹，后4件饰阴线卷云纹。

（2）1960年，陕西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柞钟一套8件，形制、纹样相同，大小相次[36]。前4件与后4件高度相差较为明显。前4件钟铭文成篇，后4件钟连成整篇，7号钟无铭文，根据6、8号钟铭文之间尚缺“用作大林钟”5字，此钟当系漏铸铭文。

（3）1985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逨钟6件[37]。此窖藏共出土甬钟15件，其中3件下落不明。已知12件当为两组：一组为逨钟6件，其中2～4、8号钟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1号钟收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38]，

相连接，普遍认为原应为8件一套，缺最后1件[43]。粗凸棱线为界隔，篆间饰勾连云纹，正鼓部为双卷体龙纹，右鼓部为小鸟纹。所缺8号钟不知纹样如何。

第二套为丙、丁两组共6件。前4件形制、纹样相同，钲、篆间以粗凸棱线界隔，篆间饰双首共体龙纹，正鼓部饰双卷体龙纹，1、2号钟右鼓部光素，3、4号钟右鼓部饰小卷体龙纹。5、6号钟（现有钟的次序号）与前4件的差异在于篆间饰斜角云纹。铭文分铸各钟连为一篇，2、3号钟之间尚缺铭文，且钟的大小和测音结果也不能衔接，故中间应缺2件，全套应为8件[44]。

第三套为戊组，仅发现1件。纹样与前两套有较大的区别，钲、篆间界隔及篆间、正鼓部纹样均为细阳线纹，右鼓部光素，干呈小环状。由此钟右鼓部无第二基音标识符号及铸铭103字为完整铭文的后半部分看，“因知它当是编钟的第2件，其后所缺恐怕有4或6件”[45]。由于缺失过多，纹样情况不得而知。王清雷根据测音认为，这件

钟与此窖藏同出的另外5件

无铭钟（其中3件篆间、正鼓部饰纤细阳线纹，2件篆间、正鼓部饰阴线纹）应为一套[46]。果真如此，这套

钟同样是拼合而成的。

钟的情况相当复杂，第一套

如此看来，

7号钟收藏于美国纽约首阳斋[39]；另一组为无铭钟6件。学者们普遍认为逨钟一套应为8件，现见到的6件造型、纹样相同，其中1～4号逨钟铭文完全相同，由于缺失5、6号钟，目前并不知其纹样有无差异[40]。

（4）1985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无铭编钟6件。与逨钟（乙组）同出的还有甲组2件和丙组4件，共6件编钟，学者们通过测音普遍认为是一套8件，尚缺5、6号钟[41]。然而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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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形制、纹样相同，第二套纹样明显有区别，第三套仅见1件，我们不能确知其具体情况。

（6）1973年，陕西长安马王村出土甬钟10件[47]。这组钟的纹样变化多样，按其形制、纹样可分为5式，Ⅰ式4件，Ⅱ式2件，Ⅲ式2件，

■楚公编钟及有关问题

Ⅳ、Ⅴ式各1件。王清雷认为这组编钟为拼凑而成[48]。此组编钟的形制、纹样及大小差异很大，可以肯定不是一套编钟。

（7）1940年，陕西扶风任家村窖藏出土梁其钟6件，其中3件收藏于上海博物馆，1件收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1件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商周金文录遗》著录1件藏地不详。据李朝远介绍，6件钟形制、纹样相同[49]。研究者认为梁其钟应为8件一套，缺2件[50]。

（8）10年，陕西扶风庄白任家村窖藏出土克钟5件，其中1件收藏于日本宁乐美术馆，

套纹样不同的编钟。陕西岐山县董家村窖藏出土铜器37件，其中此簋8件，形制、纹样及大小相同；此鼎3件，形制、铭文相同，大小相次，但纹样是有区别的，甲、丙两件纹样相同，口沿下饰双凸弦纹，乙鼎口沿下则饰重环纹[55]。墓葬更是如此，例如晋侯墓地、虢国墓地、芮国墓地等，出土的鼎、簋、鬲并不拼合（拼合极罕见）。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梁带村M27随葬7鼎6簋，形制、纹样相同，铜鼎大小相次，而随葬的一套8件编钟前已指出为拼合而成[56]；山西北赵晋侯苏墓虽被盗，但发现的5件晋侯苏鼎形制、纹样相同，大小相次[57]，两套编钟则是拼合而成的；晋侯墓地M出土5鼎4簋，形制、纹样基本相同，一套编钟前文已指出则由6件楚公逆钟和2件周式甬钟拼合而成。

笔者认为，存在上述情况就是因为编钟与其他青铜礼器不同，不但要形制、纹样相同或接近，关键是作为乐器其第一功能是音律，其次才是大小相次，形制、纹样相同。要铸造一套完美的编钟是相当不易的，从大批编钟均为拼合而成的情况看，很可能当时是从多套编钟中按音律及大小挑选拼合的。但由于一些国族未能真正掌握铸钟及拼合技术，所以才会出现编钟大小次序颠倒的现象，而并非有大小钟混杂的悬挂方式[58]。

[1]

高至喜《论商周铜镈》，《湖南考古集刊》第3集，岳麓书社，1986年；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文物》1995年第2期。

1件收藏于日本藤井有邻馆，2件收藏于上海博物馆，1件收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据李朝远介绍，5件钟形制、纹样相同[51]。研究者认为克钟应为8件一套，缺3件[52]。

从以上列举的窖藏出土西周编钟情况看，仅中义钟、柞钟形制、纹样相同，一套钟、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另外两套

钟（缺1

件）很有可能完全相同。眉县杨家村窖藏无铭

钟、长安马

王村钟均可肯定是拼合而成的。而逨钟（缺2件）、梁其钟（缺2件）、克钟（缺3件）因缺失，我们并不能确定其形制、纹样就是完全相同的。李朝远在《楚公逆钟的成编方式及其他》一文中列举的虢叔旅钟及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的戎生编钟并不能确定是墓葬或窖藏出土。看来编钟组合及出土情况相当复杂，在西周铜器窖藏中同样发现有拼合的成套编钟，相反墓葬同样出土有完全相同的成套编钟。从现有的资料看，并不一定存在墓葬（葬制）随葬编钟是拼合的，窖藏（庙制）出土编钟是整套的。笔者认为西周礼制应该是严格的，是尊严的，尤其表现在西周晚期青铜礼器上。如鼎往往形制、纹样相同，大小递减；簋、鬲则形制、纹样及大小几乎均完全相同。不仅窖藏中的发现是这样，墓葬中也同样如此，相反在有些窖藏中铜鼎还有不同者。例如，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有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12件，形制、纹样几乎完全相同，大小相次[53]。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簋8件，形制、纹样及大小相同，未发现与之相配套的列鼎，但发现的

[]

[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M为晋穆侯墓已得到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认同。

[3]王世民《西周暨春秋战国时代编钟铭文的排列形式》，《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日]樋口隆康《乐器》，泉屋博古馆，1982年；[日]泉屋博古馆《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泉屋博古馆，2002年。

[4]罗西章《陕西周原新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99年第4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吉金铸国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铜器精粹》，第30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钟前文已指出是三

[5]王世民《西周暨春秋战国时代编钟铭文的排列形

51

2015年·第1期

——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式》，《中国考古学研究—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自己的特色。但编钟的铸造技术要求非常高，它不像其他铜器如食器、酒器、水器，不只注重造型、纹样的精美，更重要的是音律的准确性。由于秦人、楚人并没有真正掌握铸钟技术，所以才会出现秦子编钟、楚公逆编钟大小排列不规律，楚公逆钟拼合时1、2号钟右鼓部出现第二基音标识符号。就是当时的晋人也很可能并未真正掌握铸钟技术（或铸钟技术不高），因此出现了国君晋穆侯、晋献侯使用、随葬他人铸造的编钟，由于他们得到的不是全套，所以才选配组合或刻铭，晋侯苏编钟、楚公逆编钟就是明例。

[6][7]

邵晓洁《楚钟研究》，第18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0年。袁艳玲《楚公

钟与早期楚文化》，《文物》2007年

第3期；高西省《晋侯苏编钟的形制特征及来源问题》，《文物》2010年第8期。

[8]——山西晋侯墓本文2号钟是发表在《晋国奇珍—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页）楚公逆编钟合影照片中的3号钟，两钟次序调换后8件钟的排序即为M∶92、94、

93、95～99。邵晓洁据测音结果推定8件编钟的音列形成了“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完全符合西周编钟的音列（《楚钟研究》，第117～119页，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调序后的1、2号钟纹样完全相同，

[14]楚公逆编钟出现于晋穆侯墓显然是有原因的。据孙诒让考订，楚公逆为《史记·楚世家》所记的熊咢。以后的学者均普遍认为是熊鄂，为西周宣王时期的楚国国君，即位于周宣王二十九年（前

799年），卒于周宣王三十七年（前791年），在位9年。楚公逆编钟所在的M的墓主晋穆侯，即位于周宣王十七年（前811年），卒于周宣王四十三年（前785年），所以楚公逆所处的年代恰好与晋穆侯相当且稍短些。所以，李学勤指出“楚公逆编钟出在晋穆侯墓内，可能是当时馈赠，也可能是战事所得”（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文物》1995年第2期）。前文已指出，现有这套编钟的最后两件是晋人选配的，那么楚国国君难道要馈赠给晋侯一套不完整的编钟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就是通过战争所得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3～6号钟纹样完全相同。所以，原合影照片应该是未测音前按大小排列的，其实是不准确的，应予以修正。秦子编钟同样出现1、2号钟小于3、4号钟的现象，很可能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周式编钟铸造拼合技术。参阅[13]。

[9]刘绪《晋侯邦父墓与楚公逆编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李朝远《楚公逆钟的成编方式及其他》，《青铜器学步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

[10]高西省《晋侯苏编钟的形制特征及来源问题》，《文物》2010年第8期。当然不能完全排除晋人铸造的可能性。

[15][16][17][18][19][20]

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文物》1995年第2期。同[15]。

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考古》1995年第2期。

何驽《湖北江陵江北农场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94年第9期。同[10]。

——晋侯苏钟考察浅谭德睿《编钟设计探源—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11][12][13]

同[6]，第120页。同[6]，第119页。

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一套8件编钟被认为是秦子所作，1、2号钟无第二基音的标识符号，并小于3、4号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

2008年第11期）。据测音，音列结构为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方建军《秦子镈及同出钟磬研究》，《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完全符合西周编钟的音列，但位置却颠倒了。笔者认为，秦子编钟之所以出现1、2号钟明显小于3、4号钟，是因为选拼是按音列成编的，并没有顾及大小排列次序（参阅拙文《秦子、秦公编钟初论》，《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第435～466页，（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我们知道，西周时期秦式、楚式铜器直接继承了周人铜器并逐渐形成

[21][22][23][24][25]

李朝远《楚公逆钟的成编方式及其他》，《青铜器学步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文物出版社，

1988年。同[2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平顶山市文管会《河南平顶山发现西周甬钟》，《考古》1988年第5期。简报认为这套编钟出自

52

■楚公编钟及有关问题

窖藏。从前2件与后1件大小差异大，但年代是相同（均为典型的西周早期纹样风格）的情况看，应是有意组合的一套编钟，更可能是出自墓葬。李朝远在《楚公逆钟的成编方式及其他》一文中就是将其作为墓葬出土的材料。

[35][36][37][38][39][40][41][42][4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二），文物出版社，1980年。同[35]。

刘怀君《眉县出土一批西周窖藏青铜乐器》，《文博》1987年第2期。

方建军《美国收藏的逨钟及相关问题》，《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首阳斋等《首阳吉金—代青铜器》，第1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同[38]；同[27]，第148～153页。同[38]；同[27]，第148～153页。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吉金铸国史—原出土西周青铜器精粹》，第176～195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李纯一、蒋定穗、王世民、方建军、王清雷等均有这样的认识。

[26][27][28]

赵世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第79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

王清雷《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第

148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王世民《晋侯墓地编钟的再探讨》，《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29]马承源《晋侯苏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李学勤《晋侯苏编钟的时、地、人》，《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1日；王子初《晋侯苏钟的音乐学研究》，《文物》

[44][45][46][47][48][49][50][51][52][53][][55][56][57][58]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第188～191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同[44]。

同[27]，第130～132页。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陕西长安新旺村、马王村出土的西周铜器》，《考古》1974年第1期。同[27]，第132～135页。同[21]。同[5]。同[21]。

同[5]；陈双新《两周青铜乐器铭辞研究》，第93～

1998年第5期；高至喜《关于晋侯苏编钟的来源问题》，《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铜器》，岳麓书社，

2007年；同[10]。[30][31][32][33]

同[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虢国大墓发现刘社刚《走进尘封千年的古国—记》，《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中华书局，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部《陕西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图版三，《考古与文物》

2008年第6期。[3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韩城市梁带村芮国墓地M28的发掘》，《考古》2009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梁带村芮国墓地———二○○七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梁带村这两座墓葬的时代虽为春秋早期，但作为王畿内的姬姓芮国墓地在“西周中晚期之际开始形成，经历了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两个较大的时间范围”（张天恩《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的整合》，《文物》2010年第6期），显然是西周文化的继续延伸。这两套编钟的主体造型及8件成编完全同于西周编钟，但局部纹样是有区别的，突出表现在干、旋上均无纹样，右鼓部均无第二基音的标识符号（西周编钟除1、2号钟无第二基音的标识符号外，3～8号钟均有第二基音的标识符号）。显而易见，芮国继承了本族的编钟铸造工艺，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春秋时期已不再使用第二基音）。

94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6期。陕西周原考古队《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第23～24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

M27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李朝远《晋侯青铜鼎探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梁云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4期）一文中说：“总的说来，秦人基本承袭了周人的悬乐制度，但又有变异，如对青铜镈的偏爱，大、小钟混杂的编悬方式，不忌商音等等。”参阅[13]。

（责任编辑：周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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