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约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摘要：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研究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众所周知，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和条件，自然资源丰裕度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既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也存在着“资源诅咒”的现象。关于二者的关系，各学者意见不一。本文整理和总结了国内外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理论成果，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的综述。

关键词：自然资源 经济增长 关系 资源诅咒

本文所使用的自然资源是其广义概念，可将其等同于经济学中的“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既包括狭义的土地也包括蕴藏于其下或其上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

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这一观点一直被众多的专家学者和民众所接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在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过程中却发现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远不如资源贫乏的国家。此后，“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成为国内外学者争相研究的新宠：“资源诅咒”命题的由来、存在性检验、传导机制以及建议等。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积极倡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那么基于自然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的深入研究，对于协调我国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古典经济学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核心观点

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即已引起关注，古典经

济学的增长理论将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的典型代表，强调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17世纪中叶，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著名论断，开创了研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先河。在自然资源禀赋对人们的生活构成实质性制约的阶段，经济活动中基本的生产要素是自然资源，如矿藏、森林、土地等，往往决定了某个区域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和特征。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围绕着什么因素促成国家财富的增加或减少这一论题，对经济增长问题做出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它认为，国民财富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 其中之一是劳动生产率，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则是分工。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国民财富的增长要受到本国资源和技术条件的，通过对外贸易则可以突破这种而利用外部条件促进增长。而国际间的分工，则是基于绝对优势理论（两国根据自己有利的自然禀赋，生产某一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社会物质财富。）从他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密认为分工的基础是其有利的自然禀赋。可见自然资源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英国产业深入发展时期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强调分配问题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序言中，他就指出：“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全部土地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名义下分配给各个阶段的比例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土壤的实际肥力、资本积累和人口状况以及农业上运用的技术、智巧和工具。”他还认为，由于土地数量有限而质量有异农业生产的报酬是渐减的，而这将会对国民经济增长起约束作用。在贸易理论方面，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关于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理论， 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各产业的产品成本都优于另一国家的条件下，通过合理分工生产各自具有比价优势的产品，国际分工和贸易仍然能够使得双方均得到好处。）。与斯密一样，李嘉图也认为贸易双方的资源禀赋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和前提。瑞典经济学家埃利•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和他的学生贝蒂尔•俄林（Bertil Ohlin)提出了资源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该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了区域分工与贸易以及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产生。俄林认为最终生产要素禀赋差异成为贸易产生的重要条件，贸易的实质是国家之间充裕要素与稀缺要素的交换，各国比较利益的地位是由各国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充裕程度来决定的，贸易产生的结果是逐渐消除不同国家之间商品价格差异，进而使两国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与李嘉图几乎同时代的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人口原理》中论证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由于可耕地面积的有限公给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粮食生产会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人类固有的人口增长能力却以几何级数增长，粮食的增长能力将赶不上人口增长能力，最终将导致经济停滞的现象。马尔萨斯的悲观增长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经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发展，把土地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扩展到整个自然资源，增加了环境污染等因素，提出了“增长极限论”。与李嘉图同时期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萨伊（Say Jean-Baptiste)也论述了自然资源对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关系。他认为生产有三要素：劳动、资本、自然力，这三种要素互相作用共同协作创造了物品的价值，因而他们的所有者也从它们共同创造的成果中取得相应的报酬：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土地的拥有者取得地租，这也就是著名的三位一体分配公式。

概括的说在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土地作为朴素的自然资源的典型代表，是生产必不可少的要素，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古典的对外贸易理论中，自然资源都被放在头等重要的低位，认为国家之间不同的资源禀赋是国际分工的基础，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必然条件。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对资源禀赋的界定不同，但无论是斯密所说的自然资源还是俄林所说的资源禀赋差异，都强调了资源禀赋对资本生产成本的影响进而对一国国际贸易的影响，论证了资源禀赋对区域分工、产业布局、国际贸易的作用，认为各国应该根据本国不同的资源禀赋特点，通过国际贸易进出口相对应的产品，从而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佳配置。

二、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中的自然资源

自马歇尔时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工业化国家并没有爆发像马尔萨斯所说的由资源约束而导致的经济停滞，反而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快速经济增长，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而言并不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他们依旧承认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认为，资本积累而非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增长中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索洛模型（Solow model)认为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代表保罗•罗默（Paul M.Romer)认为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本身的结果，同时它们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相对于传统机器、土地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显而易见，此阶段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被弱化。它们能够使得劳动生产率更快的增加，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分析思路认为，在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的投入有三种：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一般而言，自然条件的丰歉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但并不决定经济增长，而物质资本积累却是后发国家紧紧张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和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

可见，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不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还是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抑或罗默模型，或者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和人力资本理论，都认为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自然资源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技术进步，生产率的提高则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因此，自然资源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同时承认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三、自然资源重要性的再考量及“资源诅咒”假说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性能源危机爆发之后，主要工业化国家普遍遭遇了经济增长的明显减速，从而激发部分经济学家对资源约束问题的重新关注。1972年Meadows 在其著作《The limits to growth》(增长约束）更加关注（不可再生）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臭氧层空洞、酸雨和全球变暖）更加引发经济学界关注资源环境约束问题的热潮。环境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将两者的理论进行了综合，把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等因素纳入内生增长模型，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在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过程发现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远不如资源贫乏的国家。1993年，奥蒂(Auty)在研究产矿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首次在正式经济学文献中使用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一概念，从而掀开了国内外方兴未艾的“资源诅咒”研究热潮。

（一）“资源诅咒”的存在性检验

1、“资源诅咒”存在论。萨克斯和沃纳（Sachs and Warner)（1995,1997,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1995年萨克斯和沃纳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在控制贸易及投资率等通常认为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后，自然资源丰度依然与经济增长速度呈反比。2009年柯尼尔和歌德瑞斯（Collier and Doderis)通过构建商品出口价格指数对世界上130个国家1963-2003年的数据进行单位根和协整分析，发现了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资源诅咒”这一命题。2006年徐康宁、王剑以中国1995-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其计量

结果证明了“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2007年胡援成通过构建模型并利用1999-2004年间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资料验证了我国省际层面上却是存在资源的诅咒，自然资源的富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成负相关。2008年邵帅、齐中英以1991-2006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从整体上考察西部的能源开发是否具有“资源诅咒”效应，结果证明了西部大规模的能源开发并没有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确实存在。

2、“资源诅咒”不存在论。1995年戴维斯(Davis)在将22个矿产资源型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经济绩效对比后发现，矿产资源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资源诅咒。2008年莱德曼和马洛尼（Lederman and Maloney)在分析了前人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利用新的计量方法（3SLS)对1980-200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资源诅咒”并不存在。

3、“资源诅咒”条件存在论。持这种论点的学者认为，“资源诅咒”并不是一个规律性的命题，指标选取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或是分析的自然资源的类型都会影响最后的结论。2005年如丁和费尔德（Ding and Field）采用人均自然资源资本指标，并利用单方程模型进行回归后发现，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2011年何鸿和张寿庭分析了1970-2003年世界主要国家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控制投资率、科技水平、人口增长率等一系列变量后，世界主要国家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丰裕的自然资源为什么未能带来良好的经济绩效，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呢？关于这方面原因的研究称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毕斯奇（Prebisch)提出了“中心-外围”论。他把世界各国分为两大类：高度工业化国家和以出口单一原材料的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后者成为前者的原料产地，两者之间进行着严重不平等的交换。如果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或者国际分工不改变，外围发展国家就没有希望，就摆脱不了“资源诅咒”的恶性循环。

默尔斯迪（Murshed)在论及资源同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时，重要的是资源类型而不是资源丰度，经济类型决定着是否存在“资源诅咒”。他将资源-经济类型划分为点源型经济（point-source economies)和散源型经济（diffuse-source economies).前者是指国家的经济产业集中在石油、矿产等少数几个资源型领域，后者是指国家的经济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点源型经济更容易出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同时点源型经济增加了国家承受的风险。点源型经济的国家更容易进入“资源诅咒”的怪圈。

一些学者还提出了“荷兰病”效应，即随着某种资源出口的增加外汇储量的积累而导致的汇率的上升，使得其他工业特别是传统的机械制造业与出口工业逐步萎缩，不断失去国际竞争力，出现了“因富致祸”的现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荷兰病”。早期文献认为，“荷兰病”是“资源诅咒”最主要的传导机制。

还有一批学者认为产生“资源诅咒”是由于丰裕的自然资源挤出了某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驱动作用的因素，从而导致资源富集经济体失去了长期增长的动力。而这些重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教育、投资和创新方面。1999年阿西亚和拉赫瑞（Asea and Lahiri)通过建立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论述了丰裕的自然资源通过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而挤出教育投资，从而导致“资源诅咒”的机理。2007年胡援成、肖德勇通过模型构建和运用面板门槛回归分析，发现如果资源挤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使得人力资本投入水平低于门槛值0.42440802时，丰富的自然资源投入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甚至将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其负面影响非常明显。

（三）避免“资源诅咒”的建议

总体来看，西方学者主要在制度和经济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来避免“资源诅咒”。2006年，Halvor Mehlum认为制度因素是决定一国是否能够逃脱资源诅咒的决定性因素，资源诅咒只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合理的国家。2003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失败归根结底是制度的失败，制度的弱化为人性的贪婪创造了滋生的温床，利益集团将竭尽所能榨取资源租，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中，人才的分配严重扭曲，自然资源也被投入到非生产性的活动当中。

2006年拉森（Larsen)系统阐述了挪威摆脱“资源诅咒”和“荷兰病”的经济：高储蓄率和储蓄向投资的高效转化。

四、结语

无疑，搞清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于资源丰裕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重商主义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主导性作用，到新古典时期逐步让位于资本、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因素但是仍不否认其正向作用，再到后来的“资源诅咒”。

大量的文献证明，充裕的资源并不能够高速的增长，只有在具备对资源恰当管理的条件下，自然资源才会促进经济增长。一国或者地区落入自然资源陷阱的原因并不是丰裕的自然资源，而是对自然资源的严重依赖。要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使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关键在于生成促进交易和创新的制度机制，使一国或地区对资源的利用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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