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的政治：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 王本朝 ［摘要］ ２Ｏ世纪３０年代日趋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生态是京派审美主义生长的重要场 域。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既是对现代政治和经济的批判和超越，也在现代社会变迁中表达出怀 旧的感伤，隐含在“感伤”里的却是现代政治无意识，是现代社会的理想叙事和审美幻象。 京派的审美主义是特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诗学，它以想象的对抗方 式重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审美的同一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 京派文学；审美主义；诗学的政治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４７６９（２０１０）０３—０１７２—０６ （一） 特定时期的特定区域所形成的文学社群。文学史 用它的区域命名，所着眼的也是它的文化空间和 １９３３年，朱光潜在北平慈慧殿３号的寓所组 织文学沙龙性质的“读诗会”，每月不定期聚会， 审美形态，它的文学观念和人生感受的不同。但 京派却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就其成员而言，他们 中的沈从文、朱光潜、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 废名、梁宗岱等都不是老北京，但却是京派的主 参加者有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凌叔华、林徽 因、俞平伯、杨振声、梁宗岱、何其芳、李健吾、 萧乾等。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沈从文接编了 《大公报・文艺副刊》，由此联系着朱自清、周，ｆ＇ｌｚ 人、巴金、老舍、朱光潜、李健吾、何其芳、卞 力队员，老舍生在北平，也有典型的京味，但一 般文学史并不把他看作是京派作家。朱自清和蹇 先艾虽也参加京派的聚会和文学活动，但因文学 之琳、李广田、蹇先艾和萧乾等一批新老作者。 １９３７年，朱光潜、杨振声和沈从文又发起创办了 观念和创作取向的不同，一般也不把他们视为京 派成员。 《文学杂志》，朱光潜任刊物主编，另加杨振声、 沈从文、叶公超、周作人、朱自清、废名、林徽 因、李健吾和凌叔华等组成编委会。围绕这一会 一京派文学被看作是现代审美主义的代表， “美”是它最为核心的文学观念，因其创作倾向 和艺术风格的唯美化而曾被认为是逃离了社会现 报一刊，聚集着一大批生活在北平和天津的作 实的书写，受到过文学史的贬抑和排斥，后来又 由于它超越了社会现实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而 家和学者，他们有相近的文学理想，有共同的文 学生活，相互交流，彼此影响，形成了一个被文 学史称之为“京派”的文学流派。严格说来， 被阐释为新文学的典范。如何看待和评价京派文 学的审美主义？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 “京派”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文学组织，它没有发 审美似乎成了京派文学的“原罪”，说它的好处 和坏处与它都脱不了干系。京派的审美主义既是 它的文学主张，也表现为它的文学实践。京派文 布文学’“宣言”或“纲领”，只是有相近的文学 理想和创作倾向，有自己的文学刊物，是一个在 【作者简介］王本朝，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１７２・ 学既强调人的自由个性，也主张人的社会责任， 创作的主体性问题。新文学既要反叛传统文学的 ２１２具观，也要批判文学的游戏消遣论，如何在文 既追求文学的自由和，也期盼文学能够承担 民族精神的重造和国民人格的训练。这既延续了 新文学思想启蒙的新传统，又超越了文 学对古典传统的反叛和决裂，追求文学的纯正、 学与社会、文学与个人之间，坚守新文学的 性和主体性，提防被工具化和去主体性，则是新 文学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节制和恰当，“反对拿文艺做宣传的工具或是逢 迎谄媚的２１２具”，认为“文艺自有它的表现人生 和怡情养性的功用，丢掉这自家园地而替哲学宗 教或政治做喇叭或应声虫，是无异于丢掉主－Ｔ－＇￣ 事实上，由于政治压力和经济诱惑，新文学 很容易失去自身，成为新的文以载道，因为“中 国是个特别重视文字的国家，对于文字一贯的观 念，必遵循经典格言，生存做人，方合正道。文 做而甘心做奴隶”的选择” 。如果仅仅申说自己 的文学主张倒也罢了，他们还对新文学的性 和政治化提出了强烈的批判，认为左翼文学的 “为大众”，“为”，“为阶级意识”，“为国 防”，都有着“文以载道”的浅陋 ］。京派也反 对文学的商业化，认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文学 的商业化倾向，说它是“名士才情”和“商业竞 卖”的结合” ，还算是比较温和的说法，至于说 它们是“流氓加妓女的文化”【４Ｊ，就有了道德洁 癖的感觉。新文学的商业－ｔｇ还引发了一场京派与 海派之争。为了阻止文学商业性的流弊，沈从文 还给主持中华文化基金会的胡适写信，希望委员 会每年都拿出一部分钱来，作为“中国新文学作 家奖金”，资助新文学创作，不要让新文学“完 全控制于一批商人手里”，商人们“唯利是图”， 几年下来文学刊物虽然多，但“正当刊物全失 败，正当作品也全碰壁” ］。京派自己还创办了 所谓的“纯”ｓｃ－￣－刊物，不刊登广告，不载杂文 小品，专刊纯文学作品，以区别于上海文学刊物 的商业化。事实上，京派也承认商业化对新文学 的贡献，“作品变成商品，对于全国文动也 未尝无贡献，新文学作品的普遍分布，是得力于 这个商业制度的。大量翻译作品其所以能流行， 也亏得是这个商业制度的” 。沈从文还特别提 及新文动的两次转向，一是“十五年后 这个运动最先和上海商业资本结了缘，新文学作 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二是“时问稍后整 个运动又与政治派别发生了联系，文学作家又成 为在朝在野工具之一部”，从此，新文学“失去 了应有的素朴，而多了点包庇性”，也没有了五 四时期新文学的“勇敢天真”和“诚实”，而多 了“商品竞卖”和“政治争宠”意味” 。由于 “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为了“名 利双收”，文学者就会“趋时邀功”，出现“朝秦 暮楚”和“东食西宿”的情形 。无论是“商品 竞卖”、“政治争宠”，还是“朝秦暮楚”和“东 食西宿”，涉及到的都是新文学的性和作家 字最根本的用途为‘载道’，道有了新旧，问题 因之而多。这问题与其说是‘社会’问题，不如 说是‘文字’问题”，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要求文 学应有“社会功用和价值”，“在任何情形下，都 应当成为经典”，“文可载道，文学也要载道”【９】。 于是，新文学的载道就有了一定的必然性，但京 派文学却始终反对文学附属于政治和经济，文艺 “要合社会，要合时代思想，还要合什么什么。 不合则不算”之论，显示出“惊人的浅薄”和 “褊狭”，“上千年来中外无数的作者大致全是为 这范围逼死的”，文学应以“真与美”为价值目 标”…。京派又不是唯美主义者，不主张艺术至 上，它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不为…艺术至 上’呐喊”” ，不以“艺术至上”为“标榜”和 “幌子”” ，反而认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一 种不健全的文艺观”¨ ，艺术至上给人以“肉 麻”、“香艳”和“伤感”，“在年轻读者间所散 的病菌是无从计算的”￣１ 。它把文学看作是“一 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能够“影响到 社会组织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 造” 。这应该是京派文学的崇高目标，强调文 学的使命感，文学的美与善相互统一。尽管京派 文学的取材和立意，表面上倾向于静僻的乡野和 虚幻的永恒，如沈从文精心构筑原始的人性和边 城风物，废名潜心于恬淡自然的山水风情与乡野 人性，何其芳编织了“扇上的烟云”，梁宗岱捕 捉“刹那间”的“永恒的美”，实际上，他们都 没有完全脱离中国的￣－Ｉ－＠现实，就是他们的学术 活动也带有强烈的社会情怀。３０年代，朱光潜写 作了《诗论》和《谈美》等，虽说是学术研究， 但在它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很单纯的目的， 就是研究如何‘免俗”’，如何用“人生艺术化” 的美学力量，达到“洗涮人心之坏”的效果”引。 京派就是这样，以“美”作为思想启蒙和精神再 造的手段，实现对具体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 批判和超越，、但它并没有超脱于政治和经济，而 是以审美方式介入社会人生和民族前途的再造， ・１７３・ 重建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审美的同一性和复 杂性。 ｆ二） 一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下落” ｌ 。这令沈从 文感到异常悲愤，但同时也说明他是一个有血性 的人。曾在一个时期，沈从文非常激进，他反ｘ，ｌ 的“”，指出是一种“愚蠢 行为”，是对民族文化的摧残，近于秦始皇的 “焚书坑儒”－２ 。也反对管制文学，反 般人们总是认为，文学的审美是对社会现 实的反抗，拥有审美主义价值取向的京派文学更 是反抗现代社会的产物，把它看作是一个纯文学 流派，远离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但事实并非如 此。京派文学对现代政治和经济有反抗，它那充 对倡导青年人的读经” 。由此可见，三四十年代 的沈从文有着多么激进的政治热情和思想倾向， 这些看法也比较接近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和 满诗情画意的文学世界，所用的舒缓从容的笔调、 自然含蓄的叙事，温暖而怀旧的情绪，的确与社 会现实不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实际上，它 们也是现代社会的理想形式，反差和对比既是对 一种价值的拒绝，也是对另一种价值的固守。无 论是固守还是拒绝，所彰显的是被压抑的无奈和 痛苦。 还是以京派的核心人物沈从文为例。他实际 上非常关心政治，也没有摆脱与政治的干系，无 论是其言论还是在他的创作之中，都时时显露出 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经济欲望，金介甫说他在大革 命以后，“作品中的政治意识逐渐浓厚” 是不无 道理的。４０年代的沈从文还撰写了《政治与文 学》、《性与政治》等文章，对社会中的政治及其 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理性思考。至于金钱和经济 所带来的生活压力，他更是感同身受。在他创作 的《大城市中的小事情》、《石子船》、《若墨医 生》、《王谢子弟》、《平凡故事》、《大小阮》、 《呆官日记》、《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小说里， 都涉及了社会中的劳资矛盾和阶级对抗，他还批 判了社会中的剥削者，讽刺了的白色恐怖， 这与左翼文学的叙述模式也是非常接近的。这也 表明，在一个极端政治和经济化的社会环境中， 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或多 或少会受到政治或经济的影响和渗透，作为时代 的敏感神经和生命感应器的文学，不可能对政治 或经济视而不见，哪怕是似乎远离了政治或经济 的沈从文也是如此。当他的朋友胡也频和丁玲被 逮捕以后，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表达 了自己强烈的不满，提醒人们： “这两个作家， 是在中华党治的政体下，因个人政治思 想与相左，两年内先后突然宣告失踪的”， 他非常愤怒地表示，“一个稍有生气的作家，在 商人与两方面的摧残中，他们不是饿死便是 杀死，这些现象在中国的今日是很平常自然 的”“ 。在他看来，丁玲也不过“是一个作家， 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但如今却被 ・】７４・ 左翼文学也多有一致之处。事实上，生活在社会 底层或生活贫困者往往有比较强烈或急迫的政治 热情，总希望通过变革或来改变自己的社会 地位，也容易成为的动力和目标。沈从文虽 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者，但也有与者 相似的政治热情和人生体验。 沈从文在回望和描述自己的创作生活时，频 频使用“压抑”、“悲剧”和“痛苦的挣扎”等 词语 ，它们所呈现的恰恰是他对生活的真切感 受，是生活的艰辛和苦难，是现代政治和经济， 特别是城市化和商业化所带给一个乡下人的种种 压力。１９３０年４月，他看到以前出版的１３个短 篇集子时，所感受到的并不是文学的喜悦，而是 “因为急于要钱，在一个最不体面的行市下全卖 去了” ，是商业化的收获。１９３１年，在上海他 给国外的王际真写信说：“目下又是很穷了，欠 伙食学费欠得一塌糊涂。可是这几天有点紧急， 有点情形不好，我就不懒惰，我一定可以在一个 礼拜内写一些东西，一定可以写得很容易动人， 一定还可以想法卖去。劳倦一点，麻烦一点，自 然是应当的，可是在这些情形下，我非得如此不 可”【２ ，因为“中国的文学兴味与主张，是一万 元或一个市侩所支配，却不是一个作家支配 的” ］。他不得不由“一些市侩支配”，并“同他 们来往”，不然，“文章就找不到出路”，还近乎悲 观地感觉到这样的情形“过去是这样，未来也还仍 然是这样子”，他还试探性地问道：“外国情形可 不知道是不是也像这样？” 沈从文深深地感受到 了现代生活面临的种种压力，特别是现代经Ｎ：ｘ，－Ｊ生 活的挤压，尤其是像他这样来自传统乡村社会者， 所有的感受就会更为敏感和乖张，甚至会将其上升 为都市对乡村，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理性文明对 人性本能的挤压和冲突。也许由于挤压时间的持久 或者说是程度的尖锐，各种隐约、微弱或者说是混 沌的感受，也会逐渐凝聚成更为深刻的记忆和清晰 的想象，还会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力量，希冀“用文 字来重新安排一次”“人生”，会“将受压抑的梦 写在纸上”，让生命和情绪获得冷静和平衡 ，使 潜隐的欲望得到想象性的满足。沈从文并不避讳自 己的“乡下人”身份，认为即使“在都市住上十 年，我还是个乡下人”，但文学写作却给了他自尊 和理想。当回答“为什么写作”，他的答案是用写 作去“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 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 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 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 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 里，表现我￣，－ｊ－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他有这么“崇 高”而神圣的理想，也有实现这些目标的野心， “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 所有青年的心” 。这个时候的沈从文已经拥有相 当的自信了。 显然，京派文学是有自己的功利性的，虽然 它超越了特定的政治利益或具体的经济行为，但 希望以文学的美学和道德力量介入民族的自救， 从乡村道德和生命人性眼光反观现代社会，认为 恰恰是现代政治和经济导致了人性和道德的沦丧， 导致了“美”的失落。自然而原始的人性、人情 及其优美和健康，成为拯救现代社会病相的药方， 在一个深层和隐含的层面上，审美主义与民族国 家和社会人生发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审美或审 美主义并不是一块远离社会意识形态的— 地”， 也不是无功利无利害的“净土”，不能过分夸大 它反抗现代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意义，这既不合乎 历史，也不利于客观、全面地认识审美主义的复 杂性。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认为，在沈从文“对乡 村生活明显的美化——的背后，同样潜藏着政治 性”，从“美”、“爱”和“神”的三位一体中也 能隐约地看出沈从文的“政治性纲领” ］。不但 是沈从文和京派，就是整个现代审美主义，它虽 然有西方审美主义的背景，也有中国的历史语境， 就其价值而论，它却没有简单地将西方审美主义 移植为游戏和唯美的追求，而是将审美纳入社会 的启蒙和人性的救治。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 教”，到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再到丰子恺 的“人人得为艺术家”，以及宗白华“将生活变 为艺术”等主张，现代审美被融人现代社会和Ｅｔ 常生活之中，拥有复杂的功利诉求，现代文化和 政治也发挥了潜在作用。 （三） 京派生长的２０世纪３Ｏ年代有着复杂的社会 现实。２０年代的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伐以 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在定都南京以后， 上海因其特有的区位和经济优势，成为了新的政 治文化中心，成为各派政治力量较量和争夺之所。 与此同时，从２０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社会经济曾 出现过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得到 迅速的发展。这个时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 时期”㈣ ，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３“，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 特别是到了２０年代后期或者说３０年代，社会出 现了严重的不均，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国家权 力合谋，官僚资本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并寻求 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也变得 日益紧张和突显，和民族情绪也明滋暗 长。不同的政治诉求，日益强烈的民族情绪以及 既贫困又丰富的日常生活，成为那个时代复杂的 社会现实，也演变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３０年 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利益、经济生活和文化伦理 矛盾十分突出而激烈的时代，也是发生京派审美 主义重要的文化场域。 文学的政治化是３０年代文学的重要特点，文 学担当着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 。现代政治不断 扩大它的支配领域和ｘ，ｌ象，渗透到社会生活的７ｂ－ 方面面，不但进入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人 的生存方式，还成为一种精神无意识。应该说， 现代中国从来不是一个远离政治的时代，而是渗 透并日益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日本学者加藤节说 过，“对现代人而言，非政治的存在领域已经变 成了一种乌托邦，即‘哪里也找不到的地方’， 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 。３Ｏ年代的中国 不但是一个政治权力纷争的时代，而且＂ｄｚ是一个 抢占经济利益的时代，现代文化和文学或多或少 都扮演过不同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的角色和身份， 拥有或多或少的政治体验和利益诉求，无论是积 极参与，还是超越和逃离，都找不到一个真空地 带。相ｘ，－Ｊ－上海等中心城市，京派赖以生存的北平、 天津或青岛等北方城市，的政治控制相对 要薄弱些，经济利益的竞争也没有那么嚣张，政 治和经ｂ３＝的压力也就相对弱小，但并不等于没有 政治情怀和经济诉求。整个社会时代和人的生活 都被政治化和利益化了，离开社会，去谈风月和 优雅非常困难，如同鲁迅说的…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 来可就难了” 。在这样的社会和生活环境里， 鲁迅就承认自己是一个大“俗”人。在一个高度 政治化的时代，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如影随形般 ・１７５・ ］］地进入到了新文学的想象，当然，政治的内涵也 西方审美主义的发生，是为了摆脱自然的、 宗教的或者政治和经济等外在力量的控制，重新 是相当丰富的，有观念和制度层面，也有层 面，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主要是观念和情感，文学 对生活的想象与政治想象也有一致之处，文学的 想象是精神的、情感的、心理的，非实践性的， 政治想象需要转化为社会实践，文学要超越政治， 发现和确立人的价值。席勒把“审美”看作是人 “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摆脱了一切称之为 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东西是物质的，还是道德 的”的力量。”引“审美”和“审美主义”都是社 但不是超脱，它有两面性和复杂性。 １９４０年的沈从文曾经强调过，“‘文学’和 ‘政治’门类不同，真伪意义又因之完全不同。 会现代性的产物。社会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理性 化改造，解构了传统世界观的神秘力量，不再以 神为中心去认识世界，而是以科学、理性原则来 问题也许不在求‘同’，倒在明白那不同的原 解释世界。由于现代化过程中，科学理性不断侵 因，承认那个不同。”【３ 但也是在这一年，他给 入和支配人的生活，导致科学理性和技术原则对 一个广东朋友写信说，所谓日本的“支那通” 生活世界的专横，出现了种种意义危机。审美主 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他所举的例证就是，“近代 义表达了现代人的浪漫设计，审美被作为文化和 中国由于文学以后，将文学当成工具，从各 精神的最高原则，不但用它来解决文化矛盾，还 方面运用，给国民的教育，保有多少潜力这一件 用来改造社会现实，是乌托邦化的浪漫想象！审 事根本忽略了。” 显然，沈从文这里对他曾经 美主义以审美自由和个性，批判和反抗现代化过 非议过的文学工具化又有了相当的肯定和赞赏。 程中的理性化和制度化。审美主义关注的并不是 如果联想到抗战初期的沈从文与梁实秋一起提倡 纯粹的艺术哲学或者美学问题，而有它的政治性 过文学“与抗战无关论”，更会让人深感错愕。 目标。政治是人的一种生存维度，审美成为政治 另一个事实是，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在参加１０个月的 的诗学象征。把美学看作是超越政治的手段，这 短期学习之后，沈从文有了“政治无所不在” 仅是美学家的一厢情愿。美学与政治有非常复杂 的深切感受。他说：“十个月来沉默向现实学习， 的关系，政治以美学为工具，美学也以政治为诉 头脑依然常在混乱中回复，不大知人我分际，及 求，相互应合，但又充满张力和矛盾。 工作方向。但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家庭到社 审美主义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价值体系，是对 会，却明白多了些什么是‘现实’，是‘政治’， 文学功利价值的突破和超越。京派文学的审美主 是‘人生’。和现实政治接触，我必需承认，即 义也是对文学工具论的反思和批判，但并不意味 作一个小学生，还不是满分的劣学生。”””作为 着它对社会功利的完全弃绝，它与现代政治之间 京派主将的沈从文对政治曾经有过痛苦的体验和 有瞻前顾后或半推半就的暖昧性联系，在其背后 矛盾的挣扎，京派倡导的审美主义并不是纯粹的 依然有政治无意识。它所表达的正是现代社会必 审美和浪漫，而是政治诗学，包含有现代政治元 然要甚至正被的世界，又是现代人梦想 意识的诗学建构。 拥有和缺乏的审美世界。 ［参考文献］ 朱光潜．自由主义与文艺［Ａ］．朱光潜全集：第９卷［Ｍ］．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４８２． ［１３］朱光潜．理想的文艺刊物［Ａ］．朱光潜全集：第３卷［Ｍ］．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４３２，４３２ 沈从文．论“海派”［Ａ］．沈从文全集：第１７卷［Ｍ］．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４． 周作人．上海气（Ａ］．谈龙集［Ｍ】．上海书店，１９８７．１５７． 沈从文．致胡适［Ａ］．沈从文全集：第１８卷［Ｍ］．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２６． ［７］（８］沈从文．文动的重造［Ａ］．沈从文全集：第１７卷［Ｍ］．２９１，２９０，２９３． 沈从文．谈进步［Ａ］．沈从文全集：第１６卷［Ｍ］．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８１． 沈从文．杂谈・六［Ａ］．沈从文全集：第１４卷（Ｍ］．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６． 萧乾．美与善［Ａ］．萧乾全集：第６卷［Ｍ］．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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