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思想的合理因素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思想的合理因素

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思想在西方哲学主体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们对“总体的人”、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以及交往主体的研究都具有许多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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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对西方传统哲学主体思想进行批判吸收,而且还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体思想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解读和诠释。其理论包含着许多合理因素,这使其主体思想在整个西方哲学主体思想发展史中起到积极作用。

一、从西方哲学主体思想发展历程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思想的合理因素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思想对西方传统哲学主体思想陷入的困境具有一定的突破作用。西方传统哲学从理性和自我意识角度理解主体,从实体形而上学思维理解意识,这使物质和意识被先验地、抽象地对立起来,导致主客体二元和对立,使人类陷入人类中心主义、自我中心论和占有性个体主体等困境中。对传统哲学面临的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实践主体思想基础上,指正传统主体思想的缺陷,以超越传统主体意识哲学的困境。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的主体性存在看做存在的中心和哲学的焦点,借以高扬被理性遮蔽起来的主体自由和人的生存价值,校正科学主义以物役人的倾向;萨特、哈贝马斯把主体性理论的重心转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借以纠正只讲人与自然关系的偏颇,提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主体概念,以克服过分强调孤立主体、自我中心论的缺陷;马尔库塞和弗罗姆则强调被压抑的非理性因素对主体的作用,以克服只讲“理性人”的片面性弊病;而弗罗姆则倡导人们从“重占有的”生存方式转向“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以克服占有性生存主体的困境。

其次,与后现代主义彻底消解主体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站在拯救和完善主体的立场进行探讨无疑具有积极意义。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困境,后现代主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人类自身即现代理性主体身上,认为只有彻底消解主体,才能走出人类面临的现代性困境,这种极端的否定思想显然是不合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站在维护现代性和主体的立场上,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反主体效应进行激烈批判的同时,他们还深入到生存主体的文化心理和现实生活层面,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与意义,并力图通过高扬人的主体性来克服主体的困境,获得人的。主体在他们这里,仍是一种确定性的存在。他们认为,“人并不是一种污染源,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性,也不是生来就具有其他的种种野蛮性。假如人沾染是这些的话,那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遗传因素造成的,也不是原罪所致,而是流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使然。”[1]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总体的人”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总体的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极关切点,大多数的人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实现“人的总体性存在”作为克服主客体对立的基本途径,作为主体发展的理想前景。其实,作为一种价值观,他们的设想与马克思关于“全面发展的人”、“完整的人”的设想所显示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

首先,他们都认为“总体的人”是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的人。马克思认为“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2]120。“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2]120列斐伏尔认为,“总体的人”的概念正是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中透露出来的,依他之见,总体的人就是对经济人的超越,实现对自己全面本质的占有,实现他和自己本性的统一,特别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其次,他们都把总体的人的实现看做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认为总体的人的形成过程就是人类不断进行实践、扬弃异化的过程,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过程,它永遠向着未来开放。在现实中,总体的人只不过“是对无限而言的一个极限”[3],它是一种感召,是一个观念,而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这种把总体的人之实现看成是一个开放着的、永无止境的过程的观点是合理的,因为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人的自由创造力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无限发展的。总体的人之实现也是一个不断扩展、不断丰富、不断完成自我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人对总体的追求并不是指对既定结果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总体永远在前方,总体的完成象征的只是一个日渐趋近的完美状态。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论为主体思想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

阿尔都塞意识到了意识形态在构建主体方面的重要性,并深刻地揭示出意识形态和个体之间的深层辩证关系,这为我们研究主体、建构主体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可供借鉴的宝贵理论资源。

如果从单一的方面看,人确实是意识形态的创造物,意识形态不仅规约着人的活动方式,甚至规约着他的思想方式。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人确实就如阿尔都塞所讲的“生来就是意识形态的动物”[4]362,意识形态“在个人中间‘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的个人)或把个人‘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的个人)”[4]3。也正因为如此,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具有永恒性的特征。“为了培养人、改造人和使人们能够符合他们的生存条件的要求,任何社会都必须具有意识形态……历史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不断改造……因而人类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以适应这些条件。这种‘适应’不能放任自流,而应该始终有人来负责、指导和监督,这个要求的表现形式就是意识形态。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中衡量差距,体验矛盾并‘能动地’解决矛盾。”[4]205在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形式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由于主义必然存在一定的生产组织形式,所以它也就必然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另外,阿尔都塞在讨论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特征及其发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时,有其独到的见解,对构建主体提供了宝贵的可借鉴资源。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和实践性的特征,而且,正是这种特征使得意识形态发挥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阿尔都塞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所指的)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属于“公共领域”,受的统一指挥,后者则从属于“私人领域”,通过“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发挥作用,以不起眼儿的、弥散的方式存在着,比如教会、政党、工会、家庭、一部分学校、大部分报纸、文化事业等等。他认为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这些机器的实践当中,个体正是在这些实践当中接受意识形态的。人“更重要的是参与了特定意识形态机器的某些常规实践,他作为主体在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自由选择的观念就‘依赖于’这个意识形态机器。”[5]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信仰,它落实在日常生活一系列习惯性、仪式性的行为模式中,通过一系列仪式化的生活行为表现出来的。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对主体的构建日常化了,特别是指出了个人的信仰和所接受教育对塑造主体人格的重要性,这为我们深入考察意识形态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交往主体理论对主体思想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

首先,交互主体突破了以往只从主体自身的内在本性、只从主客关系的框架内理解主体的局限,促使主体间问题研究成为主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单纯主体的内在本性和单纯的主客关系分析都无法说明人的总体性存在。单纯的“主体—客体”模式只有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才具有有效性,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则无疑会遇到“他人不是客体”的困境。特别是在主体由笼统的总体分化为相对的个人主体和群体主体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日益突显出来。哈贝马斯把一般交往活动和一般语言活动统一起来,提出了系统化的主体间性理论。他的交往主体理论为主体的研究开辟了视野。

其次,交互主体理论把主体放在语言的交流关系和主体间关系中来理解,从人的社会交往活动和语言符号活动的统一中来研究主体,这为全面理解生命主体的内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主体的众多生命活动中,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语言符号活动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三种形式,它们是人之主体性的发生之源、成长之根。在主体活动过程中,这三大活动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中,生产劳动实践活动是主体,社会交往活动和语言符号交往活动则是两翼,是辅助源泉、辅助动力。在进行主体研究时,应把三大主体活动统一起来,系统完整地揭示主体性生成发展的内在机制。而在这之前的研究多半偏执于孤立研究人的某一种基本活动,没有把它们统一起来进行研究。虽然,哈贝马斯在把社会交往活动和语言符号交往活动统一起来进行研究时,有一种偏向主观性、精神性的思想倾向,偏重于语言交往的思想倾向,但是,他的这一可贵尝试为全面理解生命主体性的内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参考文献:

[1]D.PEPPER.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tice

[M].London,1993:232-23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序言[M].巴黎,1958:6.

[4][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陈越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57-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