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口述史学漫谈

一、口述史学义界 人类原始 发展 期间，有一项重大的创举，那就是利用语言。几万年以来，语言已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工具和标志。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们口述流传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有盘古开天地，有所谓燧人氏、有巢氏、庖牺氏、神农氏等老祖宗的事迹，也有宙斯众神和诺亚方舟等传说，正是多少代人口述流传下来的。由口述流传到有文字，文字又再写到纸上，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到今天虽已经进步到有多种专为信息用的工具，例如电脑，但一直还没有人愚蠢地提出要取消语言。人们的嘴巴依然还是人类基本的信息传递工具之一。 口述传说（oral tradition）各种知识，似乎象一种无形的口述制度，在从古到今的 中国 及世界许多国家中，一直有十分兴旺的活力。我们很容易在各地民众的习俗技艺和生活方式中，发现大量口传方式和口述专用 内容 ，真是世传不辍，蔚为奇观。这既与各民族的文化基础有关，亦与口述传说实际上在执行 教育 和合法性灌输任务的特点有关。中国古人曾经留下许多格言，这里抄录几条为鉴：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经·小雅》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经·大雅》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 这种传统的口述传说方式和效果，是很难用行政手段来制度化的。只是越是不够发达的民族，文盲越多的国家，其口述传说越多。这种情况对于 研究 者来说，反倒是机会，他们更容易使用 科学 手段，深入口述环境，以取得将可能永远消逝的史料。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问题 ，并不是口述传说，因为它更偏向文学了。本文讨论的是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是属于 历史 学范畴。笔者作如下义界：口述史学又称作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为口述史。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 科技 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将原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判断口述史书可以用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口述史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生动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述人类生活中各种基本联系。口述的心理效果是远胜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组成的一句话并不能够反映其中语气的深浅份量。当然口述史并不是要取代文字史，它们各有其适用度，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和纠正。 （二）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重现历史是 现代 历史学界的主流工作，尤其在假冒伪劣“历史商品”太多的时候。 （三）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 方法 ，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能象传统史学那样仅在书房中翻旧书就可以研究了。口述方法是要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并且有一套国际通用规范程序。 （四）口述史工作计划可以多样化，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主题为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界上层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 政治 家的口头上。 有一位英国学者托什（j·tosh）写道：“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 社会 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①］还有汤普森先生对口述史的见解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 时代 根本变革的工具。”［②］这种见解很值得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借鉴。 二、中国史学界的传统方法之不足 中国历史学传统悠久，自从司马迁愤而著《史记》，左丘明盲而作

《左传》以来，形成纪传和编年两大写史系列，千余年间写出了世界上丰富的史籍群之一。所谓史家四德——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绝不是凭空 总结 出来的，并且都是建筑在史料基础上。古史中就有大量口述史料，例如因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使用，才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介绍，有刘邦、项羽各自评价秦始皇的话语，等等，使得极其生动翔实的史书流传至今。又如更早的《论语》，正是口述语录体，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产物。我们不妨说，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受用的； 自然 在西方古代史学中，口述方法也是受用的。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因政治压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据学，长年累月钻故纸，使得史学脱离现实，不单扼杀了新史学方法的探索，结果就连老祖宗原先所擅长的口述史方法也弃之不用，似乎是“口说无凭”。这真是遗憾至今，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 “凡是没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 分析 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③］ 近代中国变革需要新史学，大兴疑古之风，新学与旧学形成强烈冲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寻新史料。梁启超先生就曾以狂飙言论横扫史学界，他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④］在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将史料分类，有一类正是“传述之口碑”。其解释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⑤］梁先生是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们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⑥］在本世纪初，这种言论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 理论 上则不足，因为作为史学工作者，如果将这“四蔽二病”反过来，知道了原先不知的“有国家”、“有群体”等等；反对原先知道的“朝廷”、“个人”等等，中国史学的进步依然很难说，毛病依然存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实践就是明证，恰如顾颉刚先生自述那样：“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⑦］此话中有他自谦之意，但也是他的实际感叹。问题就出在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上，空头理论家的空话太多，而实践者往往受制于“理论家”，实践所产生的“真知”被自封的理论所禁锢。 中国史学的问题，文学家鲁迅也曾写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费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身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⑧］而史学家翦伯赞则说得更明白：“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⑨］翦教授把文告和民间言语绝对地对立，这恐怕过分了一点，关键还是具体的真实性。所以笔者比较注意姜蕴刚教授的一段话： “古史固然是由于传说得来，便是现代史乃至新闻材料，也都传说的。司马迁的最好史料是‘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等，固是传说；而现在成都正在闹米荒问题，米荒的真正的内容怎么样，也多半是传说的，因为堂堂皇皇的布告着说米荒是由于四川人民之囤积不售，而人民则又说是由于中人之收买操纵。两者都由于传说，所以甚为含混。要是将来有人作史而根据这些传说，甚至以为实录的无过于当日报纸登载的新闻消息，则就无法明了这段史迹了。……因此若真要明了，恐怕还是如何去采择传说了。传说毕竟还是历史的动力，历史的存在还是依存于传说。”［⑩］

今天的时代向历史学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解决大量过去没有探索过的问题；要求面对现实而追索过去根由；要求更充分地体现各种人群的特征；要求内容更翔实、更生动、更能从多方面说明或探索历史因素；要求不单有固定的、死的史料，还应当寻找活的、可能不稳定的、但远非死资料所能代替的史料；要求历史学者不单会在书房中寻找书本里的言外之音，还应该会田野作业，以丰富的多学科知识作武装，从书本以外抢救新史料；还要求历史学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作更密切的有机联系，依靠现代科学工具，同时又抵制外界非学术性的利诱。等等。总之，社会和读者都向历史学者提出更科学、更迫切又更基本的要求。 现实明摆着与要求的距离相当远，中国史学相当部分落在历史的后面太远了。就以近年十分热门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来说，大家很容易就看到：介绍外国文化理论多；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多，（并且多是在５０年前就介绍过的概念）；而实实在在描述中国文化实况的书则太少，在文化理论方面则还没有达到５０年前黄文山教授的水准。为什么一些浅薄的抄袭反能够哗众取宠？原因之一，正是认真地收集第一手中国文化状态，并能够客观地描述出来的基本工作很少人去做。人人都知道了解文化基本状态的重要性，人人都希望别人去提供调查，但很少人想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大缺陷，自己去下决心在史学上搞田野作业罢了。 三、口述史学的重要性 时代对当代史学者提出新的迫切的要求，当代世界上许多历史工作者早已注意到了，并且纷纷在各自领域内探索新方法。口述历史方法就是其中一种经过验证的好方法，并且早已有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美国，早在１９３８年，芮文斯（a·nevins）教授就提出了创议并进行了研究，终于在１９４８年录音机商品化并有了雄厚财力以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收集与研究。到７０年代形成高峰，有研究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机构３００多个，有口述史协会（ｏｈａ），协会的刊物为《口述史评论》，协会还出版《口述史书目》以及大量口述史书，其中包括有关口述史学方法及理论的各种书籍，并保留和整理了大量涉及许多方面的口述史料。在欧洲各国也有相似的团体和成果，口述史学成为历史学界承认的一门新分支。日本也有类似的成果，他们使用在民俗学、社会学、生活史、女性史、技艺史等方面特别多，以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早期工作为代表，其代表作为《远野物语》（明治４２年）。７０年代日本出版了许多口述史书，例如：《被差别部落的传承和生活—信州的部落·古老闻书》，柴田道子著；《证言米骚动》，北日本新闻社编；《新编我的昭和史》；《三十五年目的被爆者》；《花岗事件的人们—中国人被强制的记录》，野添宪治著；《闻书—丹波的庶民史》，奥谷松治著；《啊！野麦岭—制丝女工哀史》，山本茂实著；《民众的座》，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海女》，濑川清子著；《生女的痛哭》，广田知子著；《日本的放浪艺》，小泽昭一著；《我是盲女》，大山真人著；等等。另外在１９９３年９月３日的日本《每日新闻》报纸上，介绍了国会图书馆公开解密的１０个人的录音带，其中有町野武马大佐在１９６１年口述的“张作霖爆死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将在１９６３年口述的“卢沟桥事件”、藤山爱一郎在１９８１年讲的“日中关系”等。由新加坡管理的新加坡口述历史馆，也工作几十年了，其中有工作者２０多人，访问了１千多人，收藏有录音带１万多盒，出版有《新加坡先驱人物口述历史访谈目录》（１９８４年）、《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１９８９年）、《口述历史手册》（１９８８年）等。 现代最早搞中国口述历史的专家，是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他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他完成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书，在全世界发行百万册以上。他对口述历史的见解是：“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水；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①①］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可惜不能作为定义用。 的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教授领导时，接受了胡适先生和唐教授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其目的在广泛搜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为

史留一忠实而深入的纪录，并备将来之研究”。［①②］此计划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开始执行，至１９７２年９月，由沈云龙先生负责，访问过７０余位重要人物，一般每人谈话几十次，皆录音和整理成记录稿。此事成为该研究所当时一项重要工作，整理稿则从１９８２年开始，以《口述历史丛书》形式发表，到 目前 已有３０多本出版。该所于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６日又成立口述历史组，继续新的访问工作，累计受访者已达１６０人以上。他们还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出版不定期杂志《口述历史》，企图成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公开园地。他们的近况由于联系中断，难以详述。总之，在的口述史学，由于近代史所的牵头而得以形成和发展，他们一般采用美国式工作程序，以重要人物为访问重点，已经积累了３０多年工作经验，收集到大量录音及记录稿。相比之下，我们内地虽有了一些零星的口述历史整理，但尚无系统的工作计划和措施；虽有了一些热心的口述工作者，但缺少一个牵头的学术机构来安排；而更主要的是口述史工作经费匮乏。（据说在美国，整理完成一盒录音带的平均费用是１００至５００美元） 开发口述史学，是对死资料研究的一种互补。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决不在 文献 档案以下，而且是档案中的一种。当前更因欠缺过多，而形成“抢救”活史料问题！回忆６０年代初始，全国政协周恩来呼吁老人们写下自己亲历、亲见、亲闻之事情，遂产生大量回忆录，以《文史资料选辑》名称发表了１００余部。限于当时情况，绝大多数回忆录的书写过程，没有历史工作者参加，而且主题内容有限定。到现在，了解２０世纪前半叶中国的老人多已风烛残年，此时不“抢”，更待何时？笔者就经历过，两天前的约会，因老人去世而作罢。而且，许多老人愿意把经历介绍给年青一代，其中不少人是不愿意动笔而愿意讲述。那么，只有依靠科技设备和访问者合作，才可能获得活史料。还要注意一点，现在有一些创作者，以老人为居奇可用的材料，编创一些像历史的小说体传记。例如茅以升院士在１９８５年告诉笔者：现在有一本写他的书，书中的茅以升讲了不少他自己没有讲过的话。本来口述文学在中国是相当发达的，但它与口述史学范畴不同，历史的真假在史学中是不容混淆的，假得再合理也不能够算是真的。 总之，中国口述史学的展开和研究，已经急迫地提到日程上了。我们应该承担时代的责任，不能再假装视而不见，更不能等待外国人来代替我们完成此项任务。 笔者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已经十几年，在国内走访过８０岁至１００岁老人近２００人，整理录音，拍摄照片，经费自筹，设备是朋友赠送。今年完成一部口述史书：《早年留日者谈日本》，起因是１９９３年笔者在日本客座研究时，深感中日间理解之困难。回国即向早年留日前辈１８人请教，将其中１４人的录音整理出来成为此书。显然，笔者的访问计划与前述近史所的计划有一点较大的不同，即不是以人物生平为中心，而是以研究主题为中心，请不同的人来谈同一个有意义的主题。笔者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是经费严重短缺而逼出来的办法，不过这办法颇有特色，很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