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往的研究与问题的提出
中国泥质模印佛教造像在佛教造像艺术中属于小类别的一种,对其开展的研究工作也属于小众
收稿日期:2018-12-26
基金项目:大学研究生“高水平人才培养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16—GSP—005
作者简介:姜宇钦,女,汉族,陕西咸阳人,大学艺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汉美术理论、印刷史学。
公元5世纪前后,受印度佛教思想东渐之风的影响,印度小型泥质模印佛教造像习俗逐渐越葱岭、经西域诸国传入甘、陕、鲁等地,也影响到了与克什米尔交界的西部地区,随后于公元7至11世纪期间在中国形成了汉、藏两支佛教传承系统内的小型泥质模印佛教造像艺术,研究者亦称其为脱模泥塑。此类造像的藏地名称在12世纪前后已基本统称为“擦擦”tshatsha,汉地名称中使用较多的是“脱佛”“脱塔”以及“善业泥像,”文章就其早期汉、藏名称中出现的几点存疑之处试做探讨,以期为目前所见之汉藏同类造像同源异名问题研究中隐含的线索做初步梳理。
藏地所使用的“擦擦”(tshatsha)这一名称,不论是约定俗成还是在中外研究者的著述中已基本形成共识。意大利藏学家朱塞佩·图齐(GiuseppeTucci)在四卷本《梵天佛地》(Indo-tibetica)首卷《西
姜宇钦:古代小型泥质模印佛教造像的汉、藏名称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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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虽未有定论,但多数研究者对此类造像采用以汉、藏的地域性及佛教系统传承相区别的研究方式,在名称上以汉、藏同源异名为准,汉地隋唐时期
[4]
此类造像在陈直先生文中称为“泥佛像”、谭蝉雪[5]先生主张以敦煌卷子中的“脱佛”与“脱塔”称之,[6]金申先生在论述时统一称为“善业泥像”,张建林[7]
北印度和西部的塔和擦擦》中讨论了“擦擦”名称的由来[1],文中提出藏语tshatsha可还原为印度俗语sacchᾱya|sacchᾱha,即梵文的sathᾱya。这一观点综合了图齐时期如劳佛尔(B.Laufer)、考德(Co⁃edès)以及达斯(Das)等学者对这一词汇的语义、对音转写及语源分析,其后亦成为擦擦研究者认同并相继引用的固定观点,但图齐文中并未讨论“擦擦”一词在藏地出现和使用的时限问题,加之图齐先生所收集到年代最早的西部以及拉达克等地擦擦均为公元9世纪前后的遗物,擦擦本身没有任何记录名称的文字,那么就存在另一个问题:以藏语“擦擦”所展开讨论的梵文词源、以及还原后的梵文sathᾱya一词所适用的时间范围不能确定,甚至不还原此种佛教造像在古印度本土的名称。
《西北印度和西部的塔和擦擦》卷译者李翎先生曾先后发表数篇与擦擦相关的论文,重新释读了图齐对藏地擦擦的佛理内涵、仪轨及图像的相
[2]
关分析。其中,《擦擦名称考》文末引用夏尔巴活
与李逸之[8]等学者亦认同汉、藏当以不同的名称称之,不宜混同。
汉、藏小型泥质佛教造像在名称来源、名称使用时限以及地域范围等情况的明晰,应当是研究此类造像更为深入的基础,现据已知汉、藏古文献及佛典相关内容分别述之。
二、公元7至9世纪汉文古代文献中
出现的相关名称
[9]
据陈直先生在《西安出土隋唐佛像通考》中所
能确定以tshatsha作为音译外来词汇是否适合于
示,目前在有确切纪年的汉地小型泥质模印佛教造像中,其年代最早的是西魏大统八年(公元2
③
年)扈郑兴所造“泥佛像”,又以成书于公元7世纪
佛之语,指出藏人所说的“擦擦”单指小塔,压印有佛像的则称为“巴擦”或“古巴”,李翎先生没有在文中提供相对应的藏文原文或拉丁转写;在《擦擦与
[3]
善业泥考辩》一文中,李翎先生认同以藏语“擦擦”
中期的《大唐西域记》内玄奘所录之印度“小窣堵
④
波”为最早的文献记录。书内第九卷《摩揭陀国》
内有:“印度之法,香末为泥,做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实物遗存与文献记载之间约有百年的时间间隔,可推想此种模制佛教造像在经过西域诸国东向传播时,其印度原有名称亦在各西域小国语言的转译中出现偏差,只是未曾有片语留存,因此玄奘的记录可以作为考证此类造像名称最直接的文献参考,包括其后至9世纪期间出现在佛经、文献、游记中的相关名称间所存在的相似性和关联性,也可以构成今天释考其早期名称的线索。现将其详细列出,如下:
tshatsha逆向还原印度本土梵语名称的方式,提出隋唐之际“擦擦”这一外来名称还未传入汉地,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未记录印度所见此种小型模制泥佛像的本土名称,遂引用清修《钦定元史语
①
解》卷二十四内容:“擦擦,唐古特②语泥印佛亦泥
印塔也”,认为蒙元时期“擦擦”一词成为泥制小塔和泥制佛像的统一名称,并提出除去唐代压印有“善业泥”字样的可以称为“善业泥擦擦”外,余者汉、藏均可“直接称为擦擦”。
汉地古代小型泥质模印佛教造像在名称的使
①清高祖弘历敕撰,《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中的《元史》卷语解,收入《四库全书》。②也译作唐古忒,清初文献沿用蒙元旧称,对青藏地区及藏人的称谓。参考搜狗百科“唐古特”词条。③陈直先生文中“西魏大统八年泥佛像”以及咸阳底张湾北周独孤信墓出土之泥佛像的内容,被研究者多次引用,如李翎在《擦擦与善业泥考辩》引用时将西魏大统八年错注为公元524年;又,陈文中误将咸阳底张湾写为“张底湾”,李文与金申在《谈善业泥像》一文中引用时亦同,另有误引者不一一例举。④成书于贞观二十年(6年).12卷(.唐)玄奘口述、辩机录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百度阅读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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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义净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上篇①载:巡礼略周,归东印度,到三摩坨(呾吒)国,国王名曷罗社跋毛,其王……每于日日造拓模像十万躯,读大般若十万颂。
②《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第三十一条仪轨“灌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总第137期)或以七俱胝佛像塔印,用印香泥、沙上、纸上,随意印之多少,如念诵有功德。
⑦
(四)敦煌藏经洞出土有二十多件《印沙佛文》,
敦煌印沙佛事活动中多制作“脱佛”与“脱塔”,其中编号P.2483V、P.2843、S.0663、S.1441V、S.4428、S.5573、S.6923V在开篇语、内容、句次上基本相同,这里以P.2483V卷本内容为例,相关第3、4、7、8行为:生,号之为佛。厥今齐年,合邑人等,故于三。奉为国泰人安。
7.于此日,知四大而无注(主),木壳(识)五蕴而皆空。脱千圣(之)真容,印恒。
8.沙之遍迹,以兹脱佛功德。
在前述汉文古代文献相关记录中,公元7至11世纪期间的小型泥质模印佛教造像在名称上因塔和尊像的造型而有别。其汉地名称在玄奘处记为“小窣堵波”(Stūpa)、义净记为“泥制底”(Cetiya)和“拓模泥像”,也有脱佛、脱塔、小泥佛(塔)等。
需要说明的是,唐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出土有数件背部铭文内自铭“善业泥”的模印泥质佛像,包括唐王朝时期输入日本的类似模印泥质佛像[10],此“善业泥”佛像在部分研究者的相关著述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名称,也就是将其作为汉地在受到藏传佛教擦擦造像影响之前的此类造像的统一名称。这种定名方式从研究角度来看并不准确,首先在铭文中有“善业泥”字样的模印泥质佛像在出土的数百件唐长安遗物中所占为少数(不完全统计);同时期敦煌石窟内出土的同类造像中未见有“善业泥”字样的铭文内容;同时期的古代文献中没有找到相关记录[11];另外用于同类造像中的塔形造像亦似不妥,虑及上述因素以“善业泥”像作为分类名称当较为合理。
3.(原碑文所在行号)身意无边。慈氏(示)众4.春上律,四序初分,脱塔印沙,启嘉愿者,先
沐尊仪”内有:
(印度)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又复凡造形像及以制底,金银铜铁泥漆砖石,或聚沙雪,当做之时,中安二舍利,一谓大师身骨,二谓缘起法颂,其诵曰: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要安此二,福乃弘多。
③
(二)唐段成式(803-863年)《寺塔记》记载:
长乐坊赵景公寺,隋开皇三年(583年)置……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时,僧守行建道场……满地现舍利……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万枚葬之,近尚有数万存焉。
上述这一段在学者征引时多将文中“隋开皇三年”的时间作为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脱塔制作和使用的最早记载④。笔者在通读全文后发现公元583年只是赵景公寺的建寺时间(赵景公寺的具体信息不明),而后文中“僧守行建道场”移塔之时才造“小泥塔”用来装藏塔中所出舍利,移塔的时间必然晚于建寺时间。此段记赵景公寺内壁画、造像中所提之“吴道玄”(吴道子)、范长寿皆唐时绘佛画名家,疑“守公造小泥塔”的时间在唐中期的可能性较大。
(三)佛典仪轨《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唐·地婆诃罗⑤译本:
复次有法,于河渚间砂潭之上,以印印沙,为塔形象,诵咒一遍,印成塔形。
唐·金刚智⑥译本:
①成书于天授二年(691年)《.大正藏》第51册第2066部.百度阅读电子图书。②《大正藏》土著述:第1537部,360个人图书馆电子图书。③约成书于843年《.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国学导航电子版图书。④如李翎在《擦擦与善业泥考辩》第114页所述。⑤日照,中印度人,此本为仪凤初年(公元676年)译本。⑥Vajrabodhi,671—741,一说为南印度摩赖耶国人,婆罗门出身,一说为中印度皇室,十岁时在那烂陀寺出家,开元八年(720年)抵洛阳,而后在两京传教,尤擅咒术。⑦可参看谭蝉雪《印沙·脱佛·脱塔》一文中对“印沙佛文”的注解。敦煌研究,19.1:19-29.
姜宇钦:古代小型泥质模印佛教造像的汉、藏名称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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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ayema(沙)lacetimutipaygrayg(法印、手印)dangbchas
汉译:季首月和春季首月十五号集资为佛诞点燃一百零八盏酥油灯;夏季首月和秋季首月十五号为千座佛塔集资,信众庆祝泥沙千塔和法印……本段译文采用了夏吾卡先先生的译文文本③,其之中旬”在时间上相吻合;藏文“cetī”在原译文中T.134的藏文发愿文内容一致;P.T.134题名为“赞dunbrtankyīskuyondubsngoba’īsmonlᾱdugsolpa’,为赞普发起的祈愿文)中第27行有“satshadangcetībtabpayang|vjīgrtencīsrid”,原文汉译使其成为“神、人、众生殊胜所依之处”。[14]
藏文部分:satshadangcetīvjIgrtencIsrid住世间
原文译文中“擦擦”所对应的藏文部分是“satsha”,其音译应是“萨擦”,“sa”有“大地、世间、土壤、地位、阶段”等义[15];“印塑泥像”对应的藏文为“cetī”,高瑞先生对其解释为“在印模内放进泥土
④
等,印出扁平形状的佛像”。P.T.1123(首残尾全)
三、“擦擦”tshatsha名称出现的时间范围擦擦研究者普遍认为印度制作、使用擦擦的习俗在吐蕃时期就已经传入藏地。藏文历史文献中以偏重于神话色彩的方式记录了拉妥妥日年赞(lhathothorignynbtshan,吐蕃王朝第二十八代赞在约成书于12世纪的伏藏文献《玛尼全集·国王的maṇibka’’bumbzhugsso)这部已知最早记录“玄秘圣物”的藏文文献中,天降圣物仅为四部佛经;成
①
书于14世纪以后的《王统记》《贤者喜宴》中
普)时期天降“玄秘圣物”(gnyanpogsangba)一事,内容与敦煌吐蕃时期印沙佛文P.2255V中的“季秋
[12]二十一个故事》(chosrgyalsrongbtsansgampo’对应“千塔”,恰好与现存敦煌文献中编号为P.
普神子吾东丹功德回向文”(btsanlolhasarswa’ī
的“玄秘圣物”,已加入了“旃陀嘛呢像印模”(tsin⁃damaṇiskosphor),即模制“如意宝观音圣像”的印模。关于“旃陀嘛呢像印模”的记录虽有经流转演变后杜撰的痕迹,但擦擦在前弘期已传入藏地已经考古实物遗存②及古藏文文献所证实。
[13]期墓群处发现的查木钦石碑,目前断代在赤吾东
内容为“愿所建之擦擦和印塑泥像永远安住世间”,
btabpayang|
永远安
20世纪九十年代在拉孜县曲玛乡吐蕃时
汉译:愿所建之擦擦和印塑泥像
丹(khiwuvidumbrtan亦称达摩,841至846年在位)时期,碑身四面皆有藏文文字,其背面文字中提到了与敦煌印沙、燃灯法会相似的法事活动,具体相关内容检录于此:
10.(原碑文所在行号)pharzhangsmurkharubrgayrtsbrgyd(108)
11.lharalskyisrgayspayrtelhamayls12.stonsla(秋月)\\bltamdbayr13.rabanyavdbarsacvam?cetīstang14.ltaralsgaylsspayrtelhamaylsgdang15.sagavstonlharigayi’bangskayls
的愿文内容与P.T.134基本一致,只是文中赞普的名字为赤祖德赞(806—838在位),据黄维忠先生
①索南坚赞.王统记[M].刘立千译.民族出版社,2002.2.成书于公元1388年。四卷经书分别是:《宝箧庄严经》(mdosdezamatogbkodpa)《诸佛菩萨名称经》(spangsskongphaygbragypa)《十二因缘陀罗尼》(rten’brelbcugnyiskyimdo,《青史》中记录为《枳达嘛呢陀罗经》以及《十善法经》(dgebabcu’imdo),《柱间史》内也有同样记载,并无佛塔、观音像印模等圣物,“玄秘圣物”的来源在早期几部藏文文献中的记录则较为一致,均载为自天而降至赞普的宫殿。②普鲁克墩二号佛寺遗址、青海大南湾都兰和乌兰吐蕃墓葬中均出土有吐蕃时期或吐蕃特征的擦擦数件。可参看:巫新华.和田达玛沟佛寺考古新发现与研究[J].文物,2009(8):55-68+1;李一全,孙明生,李梅菊.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2(12):49-57+102-104.
③感谢杨旦春博士为本段译文勘对译文内容。
④原文为brkosphornangdusasogsnasbzhengspa’ilhaskudbyibslebleblazer,可参考:高瑞.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转引自黄维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发愿文为中心》第111页,本段藏文转写使用书中原文转写形式,与前文笔者转写“查木钦石碑”碑文内容的方式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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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这两个卷本均为“普贤七支课诵”,也就是《普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总第137期)贤菩萨行愿王经》的偈诵文部分,其内容应有一个参照的发愿文范本。而“普贤七支”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颇为流行,因此藏地制作模印泥塔和泥佛像的习俗影响到敦煌地区的时间可以上推至公元9世纪初期,甚至更早。这两段藏文发愿文可以作为藏地在吐蕃时期已经开始在民间百姓中制作擦擦的文献证明,亦可说明在佛教前弘期时,藏地小型模印泥塑留下了“satsha萨擦”和“cetī”这两个名称。
目前探讨“擦擦”一词最早出现时间的相关著述多引《元史》内容为证,其卷二百二②内有:“……又有作擦擦(攃攃)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儿刚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又尝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实以七宝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镇海灾(按:此段前文内容为例举藏文对音汉字的经咒等名称对译)”,此段“释老”篇内记录自八思巴(’Phagspablogrosrgyalmtshan1235-1280年)为大元帝师后,藏传佛教的相关经典、密咒在元朝所辖地域内的流传情况,但据此将“擦擦”名称的使用年代上限定于13世纪中期前后仍可再议。
图齐教授在《西北印度和西部的塔和擦
pa’ichoga)中使用了“擦擦”一词。《除灭恶见》属于
事部坦特罗(rgyud’grel),藏传佛教后弘期所译密教经轨中将“坦特罗(tantra)”一词译作rgyud(本意为“相连、连续”,特指仪轨),也就是汉语转译时的“续”或“续部”,与梵语中“坦特罗tantra”的“相续、串线、绳索”等意一致。坦特罗秘典在印度形成于8—9世纪,是密教发展到后期瑜伽派阶段时才出现的[16],后弘期初期以后传入藏地,因此《除灭恶见》译为藏文的时间当在11世纪④以后。
检索同时期密教佛典文献后发现,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的西夏文《佛说圣大乘三皈
⑤
依经》内有涉及制作“擦擦”的语句,此印本佛经是
西夏乾祐十五年(1184年,南宋淳熙十一年)仁宗皇帝御校本,在黑水城文献中另存有完整的汉文译本,其藏文同名经典为’phagspagsumlaskaybssu’grobazhesbyabathegpachenpa’imdo,译为《圣归依三宝大乘经》,经末跋文部分有仁宗发愿文⑥,其西夏文和汉文文本中的相关部分为:
西夏文:tshjatshja(垢垢)tjwisjwụkạwjạdzowtjịgjḭnjạtsjḭrtśjumǝ
对译汉字:截乞赈法事种
意译:亦制打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诸多法事。
Tshjatshja对译汉文“截截”,是藏语“擦擦”的
截打生命放囚
喂
擦》卷内,以“擦擦”(tshatsha)作为探讨此类佛教造像名称词源问题的基础,文中虽没有涉及这一名称在藏地使用的起始时间或使用的时限,但在讨论擦
③
擦制作仪轨时所引用的《除灭恶见》为我们提供了
音译,在《大乘要道密集》内西夏译本密喱斡巴上师道果卷[17]中亦有“截截除影法”,可将“擦擦”名称的使用年代推至12世纪。
微弱的线索。此论书内的相关仪轨名为“摹制一切仪轨”,其藏文译名“摹制擦擦仪轨”(tshatshagdab
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发愿文为中心》第58页。即汉传佛教的普贤十愿,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中的“十种广大行愿”。才让先生在《菩提遗珠》第418-423页中称此种原文类型为“积资七支”,P.T.230“天子赤沃松赞母子祈愿文”残卷与P.T.134的机构相同,为吐蕃流传极广的《普贤行愿王经》,基本结构为:顶礼、供养、忏悔、随喜、劝转、请住世不入涅槃(祈请住世)、回向正等菩提。②《二十四史》J202《元史》列传第八十九“释老”篇,成书于明朝初年,国学原典史部电子版。③不二金刚,丹珠尔mi函,第114叶正面。参看《梵天佛地》第一卷,第35页。④李翎的《擦擦与善业泥考辩》一文中有:“有关擦擦的制作仪轨是在公元8世纪才由不二金刚写入《除灭恶见》中……”,但没有说明译为藏文佛典的时间。
⑤孙伯君.西夏文献丛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2:317-328;此经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有инв.№4940、7577、62、5558四个藏品编号,属于西夏新编译的经典。⑥《西夏文献丛考》第319页。德格版《藏文大藏经》第225号的藏文版有梵语标题,译为“无边门成就经”。孙伯君先生对勘汉文、西夏文与藏文三个本子的译文内容后认为,汉文本依梵本译出,西夏文本是在汉文本的基础上翻译的,两本与藏文本有多处用语相异。
姜宇钦:古代小型泥质模印佛教造像的汉、藏名称探源
四、关于早期名称使用问题的设想如前所述,汉、藏小型泥质模印佛教造像在10世纪以前存留于文献中的名称并不统一,尊像类与塔类的名称亦不相同。至11-12世纪期间,随着藏传佛教向汉地传布影响的增强,藏地此类造像逐渐取代汉地原有系统,而“擦擦”tshatsha作为固定名称在此时期的相关佛典文献中保留了下来,那么图齐教授关于“擦擦”(tshatsha)藏文词源问题的结论所适用的时间范围亦在11至12世纪期间。
李翎先生曾在图齐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文献材料也证明,在这种供养像式传入的时候,相应的名称并没有与之一同传入……在当时的印度,虽然盛行制造这种供养法物,但属于民间行为……原因是这种源自俗语的擦擦之名,不属于‘中天正音’……,所以对于‘俗语’擦擦,玄奘才只言其物而不提其名[18]。“擦擦”一物的印度原有名称是否非“中天正音”,以及玄奘所说“小窣堵波”是否为这种模印小塔的印度本土名称,需要再次考量玄奘在《摩揭陀国》中的原文内容:
……做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故胜军之为业也,口则宣说妙法,道诱学人;手乃做窣堵波,式崇盛福……三十年间,凡做七俱胝法舍利窣堵波,每满一俱胝,建大窣堵波,而总置中,盛修供养,请诸僧众,法会称庆。
文中“胜军”(Jayasena),即西印度刹帝利种清信士(优婆塞:在家男信众)阇耶犀那,此段内容记录他将三十年修行期间所作“七俱胝法舍利窣堵波”装藏在大窣堵波内,而后“请诸僧众,法会称庆”之事。参考时间稍晚的义净在《高僧传》中有东印度三摩坨(呾吒)国国王“每于日日造拓模像十万躯”,基本可以确定印度模印造像的习俗属于从国王、僧侣到民间百姓均流行的一种佛教修行方式,并非完全是民间行为。而印度皇室与僧侣贵族多属婆罗门,均使用梵语,那么玄奘以“小窣堵波”对译模印小塔的印度原有名称应该与其是否为印度俗语无关。
图齐先生认为擦擦一词的藏文形式“可能还原为俗语Sacchᾱya\\Sacchᾱha”,印度俗语指中期亚里安语中的巴利语(Pᾱli),是一种与古典梵语Sansk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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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方言性语言,这两种语言有约五分之二的词汇相同,同源于古印度吠陀语以及其他印度日常语言,关系密切。公元5至6世纪前后,巴利语大量用于经书的诵读、抄写和注释,11世纪以后也依然用于印度南部僧侣的日常佛典交流。另外从19世纪起,东西方学者对巴利语的起源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巴利语是佛陀用以说法的古摩揭陀语;另一种则认为源于巴利佛教所属上座部(Theravᾱda)的根据地——西部印度语[19],是教徒们使用的宗教文献语言。综合来看,巴利语并非李翎先生认为的所对应的俗语概念。
再则,按照玄奘译经中对于使用音译梵文的翻原则“密秘故;多义故;此无故;顺古故;生善故”来看,玄奘称小泥塔为“小窣堵波”,后造大塔—安置小塔于其中,应该是依照“顺古故”来翻译此名称的。按照图齐所推测的梵文名称sa的条件,tchᾱya因此并未在其著作中使用音译名称,一词并非佛经中用语,也不符合“翻”而选用当时佛经翻译用语当中通用的“小窣堵波”来描述在印度看到的泥质小塔,也与名称本身属于哪种性质的语言无关。从另一方面考虑,前文所分析的名称使用年代在公元12世纪前后,相距玄奘的年代有四百年之久,是否可将二者并列研究还有待商榷。考虑到在玄奘之后游学印度的义净将此种小泥塔称为“泥制底”,在词语构成方式上与相似,这两个译名很有可能与其印度原有名称近似。
李翎先生提到的“巴擦”名称,从语音还原“巴擦”应当是藏语partsha的音译,“par”有印版、印本、刻印的书等含义。据赵相如先生考释par源自于古汉语“複”,指“事物之重者,如重复、重叠、繁复
或复制”;[20]
汉学家劳佛尔(BertholdLaufer)认为现代藏语中的par为借词,是借用了汉语中的“板”
[21]“版”)。藉此,藏语中的par一词如果是借用或
来源于汉语的“复制”或“印版”,都是在印刷术传至藏地后产生的词汇,那么今天藏区对模制泥佛像所使用的“巴擦”或“古巴”名称应该是此类泥佛像在藏地的晚期分类名称。
印度学者达斯(SaratChandraDas)在《藏英词
典》中编录有擦擦的藏文派生词sᾱtstsha,sᾱccha,
[22]可音译为“萨擦”,这与当增扎西先生在解释“玄秘
“中天正音的高贵梵语”“大窣堵波”“擦擦”“小窣堵波”(通·120·
圣物”中的“佛像”或“圣像”一词的藏语Dampa’i与敦煌藏文发愿文P.T.134中的satsha在发音与拼读上接近,提示我们“satsha”一词可能是模印尊像类泥塑的名称,而“cetī”专指模印泥(沙)塔类。或许在漫长岁月的流逝中,小型泥质模印佛教造像最初由印度本土名称发音传入藏地后,在藏语中留下了“tsha”的外来语发音,构成了今天藏地此类小型西夏古文献中形成了“擦擦”的最终统一名称。
结语
从敦煌藏文发愿文中的“satsha”和“cetī”、玄奘记录的“小窣堵波”(Stūpa)以及义净所载的“泥制底(Cetiya)”和“拓模泥像”、脱佛与脱塔这几种公藏两种文字的早期名称在偏重于小型泥质模印佛教造像的材质工艺和表现内容方面是一致的;至公元11世纪以后,藏语“擦擦”tshatsha一词开始使用,但模印泥塔与尊像在具体名称上仍有别,“擦”tsha的发音可能保留了此类造像在传入藏地时的印度原有名称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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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ginoftheHanandanNamesofSmallMoldedClayBuddhistStatuesintheAncientTime(SchoolofArt,University,Lhasa,850000)JIANGYu-chinAbstract:ThecustomofmakingsmallmoldedclayBuddhiststatueswasintroducedintoChinafromIn-diainthe5thcenturyAD,andsincethe7thcentury,boththeHanandansystemofmakingsmallmoldedclayBuddhiststatueshasgraduallygenerated,buteventhoughsharingthesameorigin,thestatueswerenameddifferentlyintheHanandanlanguage.Inancientliteraturethestatuesininlandwerenamedsmallstupa,nidzidi,tofo,tota,etc.,butintheunearthedanBuddhistscriptures,theyarecalledsatshaandcetī.Althoughthenamesaredifferent,thematerial,craftsmanshipandcontentsforthemoldedclayBuddhiststatuesarethesame.InreferencetotherelevantancientHanandanliteratureandarchaeologicalrecords,thisarticlediscussesthestatues’namesintheHanandanlanguageintheancienttimeandsomedoubtsinthediscussion.Keywords:smallmoldedclayBuddhiststatues;names;satsha;sameoriginanddifferentnames[责任编辑: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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