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故事

谈起自己当年的入党经历，王卫红先是沉吟了半晌，才缓缓说道：“其实我的入党经历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都是写申请,然后被批准，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不过，我记得那是2001年11月，自己刚刚从南昌分公司出差开会回去，得知入党申请被批准时，我还是家里兄弟姐妹的头一个，怎么说呢，心里有骄傲，也有责任感。我爸爸是1962年入党的老党员，得知我入党，他们特别高兴，觉得女儿终于长大了，成熟了。”王卫红说，他的入党介绍人是金如福，“金老师给了我很多指导，我的入党申请被顺利通过，他功不可没。”

1978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时候入党，濮存昕坦言自己当时非常自豪，洋溢着一种使命感：“从政委通知我入党申请被批准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了。宣誓仪式是在几天后举行的，唱《国际歌》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其实《国际歌》我平时也常唱，但只有在那一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它的内涵和意义。”

做了十几年的党员，濮存昕说，他时刻以党员的标准鞭策着自己，“我爸妈常常教育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的演艺事业是在入党6年以后开始的，不管是接戏还是参与公益事业，我都一直遵照着这个准则。” 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入队入团入党

1986年，丁荫楠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年，他47岁。

其实，196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话剧团的丁荫楠就马上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之后，他每年都会递交一次。5年后，丁荫楠调入了珠影厂，他依旧坚持不懈地在工作总结和汇报中提出入党申请。直到1986年入党，他一共递交了近20份入党申请书。

在这期间，丁荫楠1979年和胡炳榴合导的《春雨潇潇》获得了文化部青年创作奖。1982年，丁荫楠又拍摄了《逆光》并获得“金鸡奖”最佳摄影奖。他1986年执导的《孙中山》则获得了第7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及最佳导演奖等八个单项奖以及第10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多项大奖。 组织屡屡把各种艺术创作的重任交给丁荫楠来完成，包括去云南拍摄野生动物、独立拍摄纪录片以及制作重大题材的影片；同时，组织的严格要求也鼓励着丁荫楠在业务上不断钻研：1986年，丁荫楠拍摄了《孙中山》，达到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而这部影片的出炉也是珠影厂成立以来，继《大浪淘沙》、《七十二家房客》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丁荫楠在接受采访时说：珠影厂当时给了他很多荣誉，除了奖给他1000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外，党组织也终于批准了他已经连续递交了17年的入党申请，后

者其实是最让他高兴的事。

丁荫楠告诉记者：他们这一辈的人其实非常单纯，人生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是：入队、入团、入党。他1952年入队，1955年入团，1986年入党，是党给了他艺术的生命。

入党后，丁荫楠在艺术创作上迎来了自己的另一个高峰：1988年，被广西厂借调之后，他拍出了自己另外一部重要的影片《周恩来》，该片获奖无数。2002年，他积9年心血完成的《邓小平》公映，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2005年，丁荫楠拍摄的《鲁迅》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亮相上海，并将于今年9月在全国公映。

今年67岁的丁荫楠，入党已是第20个年头，虽然从珠影退休已有7年，但他却始终没有退出导演岗位。丁荫楠想得最多的仍然还是：怎样繁荣中国的国产电影。他说：获得艺术上的肯定，也同时在票房上能有所作为，这对于他这样一个老党员来说，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刘涛：没满18岁就交了入党申请书

被大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梦中情人”———曾在《天龙八部》中扮演阿朱的刘涛，尽管在影视作品中没塑造过多少党员形象，可现实中的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党员，而且，她还是个未到年龄就积极递交申请书的积极分子。 “1996年我就是预备党员，1997年转正为正式党员。当时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文工团当班长”，刘涛非常得意地说，虽然当时部队有不少人踊跃申请入党，但她这个当班长的表现一直非常优秀，又带新兵，所以入党对她来说并没有多大困难。

入党过程中有一个插曲让刘涛至今记忆犹新，“我去当兵时，爷爷和爸爸就对我说：‘不当上党员就不要回来’———因为他们都不是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他们未完成的心愿，这也是对我的一种期望。当时我已经当兵三年，快退伍了，可年纪还没有到十八岁，党章规定未满十八岁是不能入党的，我当时特着急，就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们领导说从没见过我这样积极的，后来他们就先收着（申请书），等下半年，我各方面条件符合要求了，才批准我入党。”

退伍之后，刘涛进入了演艺圈，她说党员身份对作为演员的她来说有着更好的鞭策作用：“功利心不会那么重，入党是我个人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是我的一种信仰，我觉得爱国爱党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中国太需要凝聚力了！”而从《外来媳妇本地郎》到《天龙八部》，到《白蛇传》，一直在荧屏上扮演贤良女子的刘涛，今年终于在荧屏上首次塑造了党员形象

———正在拍摄的电视剧《遍地英雄》中，刘涛扮演了一位机智勇敢的地下党员。

潘伟行：年近古稀的“年轻共产党员”

当代戏剧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潘伟行已近古稀之年，但他应该算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因为老潘是在60岁后（2001年）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数十年来，潘伟行在戏剧舞台上塑造了一批公而忘私、忧国忧民、正气凛然的人物形象，如《春秋魂》中的屈原、《十三行商人》中的潘亦仁等。“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进入戏剧圈以来，我就受到党的关怀、帮助，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是在党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对党有一种由衷的感情。我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这绝不是空话、假话，并通过自己的行动表现出来。”老潘坦然说，“至于为什么60岁以后才入党，我认为这是我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熟决断，是形式问题，而不是突发奇想。” 入党后的潘伟行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更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他在保持艺术家艺术创作个性的同时，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 本报记者 吴聿立

黄宏：入党是给父母最珍贵的礼物

据《生活时报》报道，黄宏13岁就当上了文艺兵，17岁第一次荣立了三等功，当他打电话告诉父亲时，听筒中传来父亲的声音：“立功的确是好事，要是入了党就更好了。”这句话当时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什么时候才能入党呢？入伍后第10年的春节回家探亲时，为黄宏送行的是支部书记赵德超。老赵告诉黄宏，除了年货，他还可以给父母带去一份最珍贵的礼物———他已被批准入党了。当年，黄宏24岁。 (冯杏 周卫民)

我的入党故事

“时间的流逝总能冲淡脑海中的一些记忆，但有的事却历久弥新，永远不能忘怀，就如我的入党故事……” 自从本报开辟“我的入党故事”征文以来，我们的心每天都在经受着撞击，经受着一次次的洗礼。那一个个优秀党员的鲜活生命，那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那一份份感人至深的深厚感情，不但感动了我们，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这种反响，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在近2个月时间里，共有近千名读者给我们来信来电，至今还有信件源源不断地寄来，他们有的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当年的故事，有的表达了热爱党的心声，还有的给我们以鼓励。表达的心声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党的无限热爱。 虽然我们的征文暂告一段落，但对党的赞歌却永远唱不完。在这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重温“我的入党故事”，牢记入党誓言，为共和国的繁荣共同奋斗。

追求

从我递上入党申请书那一天起，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永远跟党走，此志一生不渝

张修良：微山湖畔的启蒙我出生在穷苦人家，小时候连饭也吃不饱，更不要说读书认字，是党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1944年我21岁，在家乡山东滕县参加了“微湖一大队”。

在一次与日伪军的游击战后，我们在微山湖一带修整，

这时班长王志山来到我边上，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说：“张修良同志，入伍几个月进步很快啊！”我当时正在喜滋滋地擦枪，听见班长叫我“张修良同志”，一股暖意和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是班长第一次这么郑重地叫我“同志”，我感觉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果然，班长在我旁边坐了下来，问我：“你对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党怎么看啊？”我想起队伍里那些每次战斗中都喊“共产党员跟我上”的人（好多人就是在冲锋中牺牲的），那些修整时常常聚在一起开会的人，想起老百姓说到“共产党”时激动的神情，还有我所看到的身为共产党员的班长，想了很多很多……我把能想到的都向班长说了，他沉默了会儿，只说了句“感性认识是有了”就走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班长就拿着一本书来给我讲道理，从党的宗旨、党员先进性一直讲到全国的革命形势，讲到革命胜利后的样子。这些道理现在听起来很平常，可那时我听得入迷。很自然地，我怀着崇敬之情要求入党了。 张先进：唱着军歌入党

我家世代为农，父母给地主当长工，经常吃不饱、穿不暖。1932年12月，15岁的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我没有读过书，不识字，部队一面教我们认字，一面就用歌声教给我们革命的道理，激励我们前进。少年先锋队歌、团训等至今记忆犹新。爬雪山，过草地，我经常饿着肚子，脚也冻伤了，身上还背着枪，但是艰难困苦没有吓退我这个年轻的战士。与红军将士们一起唱着激昂的《红军歌》：“红色的青年战士气

昂昂／好比那东方刚出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我们永远站在前线上……”我就这样唱着歌入了党，一直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考验

无论怎样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能动摇我们的决心 姜经惠：风雪夜走乱坟岗

我的老家在胶东，日本鬼子侵入中国后，烧杀抢掠，共产党积极展开斗争。

1940年冬天，有一天深夜下着大雪，共产党员王云秀叫我一个人把插着鸡毛的信送到临村的土地庙，说那里有人接。当时我心里很慌，因为要途经一个乱葬岗，夏天夜晚经常看见“鬼火”在游动，王又说：“这是对你的考验，参加共产党死都不怕，还怕鬼吗？”我硬着头皮，拿了一把柴刀上路了。到了土地庙，果然有人在接，我把信交给他。经过这次考验，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董如中：火“险”入党

我入党是在夏天，那天三位党员教师和我这个预备党员静坐在校园，低声讨论着我的预备党员转正的问题。

突然，铜锣声一阵紧一阵地划破了夜空的沉静。我循着声音望去，那里火光冲天。我们即刻中断会议，不约而同地赶往着火点。

在现场，许多人正忙于救火，我们立即投入到灭火战斗

中。一桶桶水泼向火海，火势渐渐地减小。“快去背里面的谷袋。”原来新收的二十几袋稻谷还在屋子里，我们奋不顾身地奔向烈火，每人肩扛着一袋稻谷冲出火海。

经过几十分钟的奋战，大火终于被扑灭。

回到校园，老书记说：“刚才，我们这位预备党员跟着我们上‘火线’，经受了火‘险’的考验，以实际行动向我们党组织交出了一份真实的入党转正报告，他今天是火‘险’入党。” 幸福

不管条件多么艰苦，只要有党的领导，幸福永远在心中荡漾

管明达：战场上的“七一”晚会

1953年7月1日，在朝鲜战场上，部队以每天40－50公里的速度向南行进。我们每人背着20多公斤的装备艰难地走着。指导员王瑛同志边走边动员说：“同志们，明天是‘七一’，是党的生日。我们要克服前面山高路险的困难，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生日。”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听了指导员的动员，顿时精神饱满，情绪高涨起来。

山是那么陡，路是那么滑，天是那么黑。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摔下深渊，但我们始终热情高涨，精神饱满，大家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往前走，往下滑。到了山脚，天已亮了，部队才在山沟里、树林中住了下来。

7月1日晚上，我们连200多人聚集在山腰坑道口的树

林里，背包当板凳，围着白天平整好的“戏台”，借着微弱的月光，庆祝党的生日。指导员王瑛简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艰难历程后晚会开始了。副指导员和文书先合说一段相声，接着是三班长的山东快书，二排长的京剧片断和连长的大实话，九班副即兴来一段朝鲜小曲“道拉机”，我也不示弱，来了个顺口溜……晚会没有乐曲伴奏，只有来往的敌机声给我们助兴；敌人在周围的群山上不时打起的信号弹，恰似晚会的灯光。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七一”生日晚会。 不久，我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起点

入党既是对我过去的肯定，更是我人生新的起点 毛大龙：党的光辉照我心

入党后，我担任了奉化溪口中学教务处副主任，我更加努力，每晚坚持写作，相继出版了《中国婚姻发展史》、《初中生学习心理》等书。后来又先后调到实验中学、奉化服装学校。面对残瓦成堆的新校址，我忍着乙肝的疼痛，全身心扑在新建校园里。经过三年拼搏，实验学校被省教委命名为首批百所示范学校。1998年7月，我抓住机遇，组建模特艺术团，连续三届在宁波服装节上亮相。

我从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农民儿子，成为宁波服装学院院长，这与党组织的培养和帮助分不开，正因为党的光辉在照耀着我，才使我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不断超越自我。领导一所服

装学院，对我是一个挑战。但我坚信，依靠党组织，坚定跟党走，一定能成功。董永斌：为咱中国工人争口气

无论是我入党前还是入党后，我都时刻牢记要为咱中国工人争口气。有一次，一台进口设备出了故障，日本方面派了专家过来，但捣鼓了20多天仍未找出原因。还傲慢地宣称：设备不准巨化技术人员碰，否则他们概不负责任。

我利用日本专家修理的机会，一次次到现场。凭借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找出了偏差的“病根”。

在公司领导的支持下，我大胆地向洋设备开战。由于事先未征得日本专家的同意，我必须在夜里偷偷进行，整整熬了11个小时，终于使设备一次启动成功运行。日方专家心甘情愿支付57万元人民币的设备赔款，由衷地说，“董工，你真了不起！” 圆梦

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这不仅是我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也圆了全家的梦

魏克民：壮志凌云素愿酬

在我的亲戚朋友中，既有地下党员、革命烈士、工农群众，也有富甲一方的开明士绅、国民党的达官贵人、海外华人。这曾给我的前途带来挫折，但丝毫没有动摇我对党的忠诚信念。1984年11月14日，我终于被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这一天离我正式向党组织呈递入党申请书已整整25年。

我入党的当天晚上，年届古稀的父母对我作了语重心长的谈话，父母激动地说：我们追随共产党数十年，但因种种原因，迄今未能实现入党的心愿，如今我们的儿子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算实现了我俩的心愿。他们鼓励我把一生献给共产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祖国。

我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入党的人，消息很快在海内外亲友中传播，祝贺的信件、电话从各地传来，海外不少原来对共产党不够了解的亲友对党的政策有了认识。不久，海外的亲友均先后回来探亲了，他们之中有的还受到党中央领导的接见。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家紧跟共产党，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奉献终生的信心和决心。

应该说，我的这次入党可以说是一路顺风。

我在1994年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95年被列入积极分子，参加培训，记得还是时任胶带公司党委副书记的黄岱列上的党课；1996年获党支部大会通过、公司党委审批，成为预备党员；1997年转为正式党员。

当然，表面上看，我的这次入党，从提出申请到被接纳，只用了三年时间，其实是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努力，虽然自己不觉得是在努力，可党组织和同志们是看在眼里，最终是予以认可的。我对这一点是感到比较欣慰的。

3.我如果早入党20年，现在的命运会不会改变呢？

有人问过我：你如果早入党20年，命运会不会改变？语气中颇有惋惜的意味。人生恰似东流水，过去了就不会重新来过，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只是一笑置之，算是回答了。 不过，这也促使我去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照着这一句式，我说：每个人的开始都是一样的，而到后来则是各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我懂事后，中国文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和事迹，这些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中的东西，便影响了我。虽然在“文革”中，没有多少书可读，我除了读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书外，还想办法找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梅林的《马克思传》、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作用》以及《世界近代史》等书籍看，到了起早贪黑、诸事皆费的地步。特别有意思的，当时我看中苏论战的“九评”文章，其中有关于无产阶级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论述，我就将自己与它比对，也想跻身其间。其实，“九评”说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和在小学里老师讲的要做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是两回事，不过从我这一幼稚的想法和做法可以看见我的上进心。1971年3月，我在读中学，第一次听说法国巴黎公社，那年也正是巴黎公社诞生100周年。巴黎公社规定，公社领导人不能享

有任何特权，他们的工资只能和技术工人拿得一样多，这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由此萌生了所谓的政治理想。

到了部队，我关心国家大事，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记得有一年的 3月5日，是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周年纪念，部队让我到秦淮河边的一所小学给学生讲故事。那批学生真可爱，等我讲完故事后，就一起围上“解放军叔叔、解放军叔叔”叫个不停。在部队，除了站岗训练外，就是学习讨论。别人读报时，有时被一个生字卡住了，我不用看就知道那是什么字，怎么读，给他提个醒，战友们都觉得很神奇，久而久之，他们说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部队的兵源大都是来自农村，那些兵都很淳朴，不会拿假话来恭维你，我相信他们说的话都是出自内心，不过我自知自己是初出茅庐、少不更事，所以不敢以诸葛孔明自居。1976年底，中央公布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南京警备区举办辅导讲座，连里让我去听，我没有记录，回来空口就传达了，战友们听了很满意，都说，你记性真好！

不过，后来一个中学同学哥哥的一句话朝我的政治热情泼了一盆冷水。他1976年晚春时节来南京找到我，我就带着他游览了六朝古都的名胜古迹，途中不免要慷慨激昂议论时政，最后他对我说，以你的性格是不适合搞政治的，等复员回家后我们还是一起写写诗歌吧。

我起先不很明白他的意思，后来才知道他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啊！因为我书读多了，明白的事理也多了。李宗吾的《厚黑学》里讲，搞政治的人要面皮厚心肠黑，什么事都做得出。他的厚黑说一概而论，未免偏颇，不说也罢。北京人有一句口头禅：只说不练假把式，只练不说傻把式，又练又说真把式。可谓是阅人多矣，一语中的！我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难以染指政治。 看看这个世界，大家从同一条起跑线上向前奔，现在结果都不样。如今我拥有几橱书籍，写下的几百首诗歌、几十篇文章，一生过来，如此而已，足矣亏矣，清夜扪心自问，自有一番感慨，不足为人道也。人啊，是各有其命，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性格即命运。我是这样的性格，就只有过现在这样一种生活了。 所以说，即使我早入党20年，也不会对我现在的命运有些许改变。我还是我——党的队伍中的普通一员！

这就是我的入党经历，现在将它说出来，也是作为对我人生的一个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