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福琼十岁时，大人们有时候会跟他说，他是个“麻烦的”孩子，彼得一直不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他根本没觉得有什么麻烦。
他又没有把牛奶瓶往院墙上摔，或者把蕃茄酱往头上抹装作流血，或者用剑砍奶奶的脚踝，尽管有时候他想过做这些事。除了所有蔬菜（不包括土豆）、鱼、鸡蛋和干酪，没有什么他不吃的。和他认识的不管是谁比起来，他并没有更爱吵闹、更脏或者更笨。
他的名字好读好拼，他脸色苍白，长雀斑，很容易记住他那张脸。他跟所有别的孩子一样，天天去上学，也从来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他只是对妹妹很差劲，妹妹对他也是彼此彼此。警察从来没敲过他家的门，想把他抓走。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从来没有提出要把他带走关进疯人院。就彼得来说，他真的挺省事，有什么麻烦的呢？
直到彼得自己长大成人后好多年，才终于明白过来。他们觉得他麻烦，因为他很是寡言少语，那样子好像让别人不放心。还有个问题，是他喜欢一个人待着，当然不是一直这样，甚至也不是每天，可是多数时候，他喜欢去睡房或者公园里待一个小时。他喜欢自个儿待着，想事情。
对了，大人们爱觉得他们知道一个十岁孩子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其实如果不告诉别人，就不可能知道谁在想什么。夏天时的下午，人们会看到彼得仰面躺着，嘴里嚼着一根草，盯着天空看。“彼得，彼得！你在想什么？”
他们喊他，彼得会一惊之下坐起来。“哦，没什么，什么也没有。”大人们知道他那颗脑袋里在想东西，可是他们听不到，看不到，也感觉不到。
他们没法让彼得停下来，因为他们不知道他脑袋里在琢磨什么。他有可能在放火烧学校，或者把妹妹喂给鳄鱼吃，或者从热气球上逃生，可是他们看到的，只是个一眼不眨盯着天空看的男孩，一个你喊他名字，他也听不到的男孩。
至于让他一个人待着，大人们也不是很喜欢那样，他们甚至不喜欢让别的大人一个人待着。你加入他们的话，他们就能看出你在干吗，他们干吗，你也干吗。你不加入不行，否则会让大家都扫兴。彼得不这么看。加入这件事本身挺好的，没问题，可是已经是加入得太厉害了。
他认为事实上，如果人们在加入和让别人加入这种事情上少花点时间，每天一个人待着花一点点时间想想自己是谁，或者他们有可能是什么人，世界将会是个更快乐的地方，也许永远不会再有战争。
在学校里，他经常让自己的身体坐在课桌前，心思则漫游起来。甚至在家里，他做白日梦有时也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有一年的圣诞节，他爸爸托马斯·福琼正在客厅里布置装饰物，他不喜欢干这活，总是会让他心情不好。他已经想好要用胶布把几面小旗子粘到一个墙角处。那个墙角有把扶手椅，在椅子上坐着没有专门干什么的，就是彼得。
“别动，彼得。”托马斯·福琼说，“我要踩到你这张椅子的靠背上，好让我够上去。”
“行，”彼得说，“你上吧。”
托马斯·福琼就踩上那张椅子，而彼得又在走神。看上去他什么也没干，实际上忙得很呢。他正在设计一个激动人心的快速下山法，使用一个衣架和一根紧紧绑在松树间的绳子。
彼得继续考虑这个问题，他爸爸站在扶手椅的靠背上，屏着气伸直胳膊摸向天花板。彼得在琢磨，要想继续往下滑，怎样才能不撞到撑着绳子的树上？
或许是山间的空气让彼得想起来肚子饿。厨房里有包没打开的巧克力饼干，再不理就挺可惜的。他刚站起来，身后哗啦一声巨响。
他转过身，正好看到爸爸头朝下摔到椅子和墙角之间。接着托马斯·福琼又出现了，还是先看到他的头，看样子准备把彼得碎尸万段。在客厅那头，彼得的妈妈用手紧紧捂着嘴，好不让自己笑出声。
“噢，对不起，爸爸，”彼得说，“我忘了你还站在上边。”
他过了十岁生日后不久，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带他七岁的妹妹凯特上学。彼得和凯特上的是同一所学校，走路要十五分钟，要么坐公共汽车，坐得不久。通常是爸爸上班捎他们一段，他们再走路去。不过到现在，他们觉得两个孩子够大的了，可以让他们自己坐车去学校，由彼得负责。
只用坐两站路，可是从父母一再叮咛的样子，别人会以为彼得要带凯特去北极呢。前一天晚上就跟他交代过了，他醒了后，却还得再听一遍。然后在整个早餐时间，他的父母又重复了一遍。
两个孩子正要出门时，他们的妈妈维奥拉·福琼又最后重复了一遍。彼得想，大家肯定认为我是个笨蛋，没准我就是。他得一直拉着凯特的手。他们要坐在车的下层，让凯特靠近窗户。他们不能跟疯子或者坏人说话。
彼得要跟售票员大声说出他们要下车的站名，也别忘了说“请”。他还得一直看路。
彼得把这些跟妈妈重复了一遍，然后就去跟妹妹一起去车站。他们一路手拉着手，事实上彼得不介意这样，因为他喜欢凯特，他只是希望他的朋友都别看到他拉着一个女孩的手。
车来了，他们上车坐到了下层。坐在那儿还拉着手挺可笑的，旁边还有几个那所小学的男生，他们就都放开了手。彼得感到自豪，不管去哪儿，他都能照顾妹妹，他是她的靠山。
假如只有他们两个人到了一个山口，跟一群饿狼狭路相逢，他完全知道该怎么做。注意别做出突然的举动，他会跟凯特一块挪开，直到他们背靠一块大石头，这样狼就无法包围他们了。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两样他记得带上的重要东西——一把猎刀和一盒火柴。他从刀鞘里抽出刀放到草地上，准备好，以防狼群袭击。这些狼饿极了，淌着口水，在高声低声地叫。
凯特在抽噎，可是他顾不得安慰她，他知道他得专心于自己要做的事。他脚边就有些干树叶和小树枝，彼得迅速而熟练地把这些拢成一小堆。狼又逼近了，他要把这件事做好。火柴盒里只有一根火柴。
他们闻得到狼嘴巴里的气味——极其难闻的腐肉恶臭味。他弯下腰，手遮着擦亮了火柴。一阵风吹来，火苗闪动，可是彼得拿得靠近那堆树叶和小树枝，先是一片树叶着了火，然后又是一片树叶，然后是一根小树枝的一头，很快，那一小堆着起火来。
他把更多的树叶、小树枝和大树枝都往上堆。凯特明白过来，在帮他。狼群在往后退。野兽怕火。火苗窜得更高了，风把烟送进了它们淌着口水的下巴。这时，彼得手握猎刀……
荒唐！他再不注意，这种白日梦会让他错过下车那一站。公共汽车停了下来，他那所学校里的孩子们已经在下车了。彼得一跃而起，勉强在汽车正要再次开动前跳到人行道上。
在路上走了五十多码远，他才意识到自己忘了什么。是书包吗？不！是他妹妹！他在
狼群面前救了她，却留下她坐在那儿。一时间，他动弹不得。他站在那儿看着公共汽车在街上开走了。“回来！”他喃喃地说，“回来。”
他们学校里的一个男孩过来猛拍了一下他的背。
“嗨，怎么了？见到鬼了？”
彼得的声音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噢，没什么，没什么，我把东西忘车上了。”说完他开始跑起来。公共汽车已经开走了几百米，开始慢下来准备停靠下一站了。彼得全速跑起来，快得如果张开胳膊，也许能飞起来，那他就可以掠过树梢……不！他可别又开始做起白日梦了，他要把妹妹领回来。就这会儿，她会正吓得尖叫呢。
几个乘客下了车，公共汽车又开动了。他这时离那辆车更近，它正跟在一辆卡车后面慢腾腾地开。只要他继续跑，忘了他的双腿和胸口疼得要命，还是能追上的。他跑到跟车站平行的地方时，公共汽车离他不到一百码远。“快点，再快点。”他对自己说。
彼得经过时，有个站在车站雨篷下的小孩喊彼得：“嗨，彼得，彼得！”
彼得没力气扭过头。“没法停。”他喘着气说，继续在跑。
“彼得！停下！是我，凯特！”
彼得紧捂胸口，瘫倒在妹妹脚前的草地上。
“小心狗屎。”凯特看着哥哥拼命喘气，平静地说，“赶紧走吧。我们最好往回走，要不就迟到了。你想不惹上麻烦的话，最好拉着我的手。”
他们就一起走回学校，凯特很大方地答应——条件是彼得的星期六零花钱给她——他们放学回家后，对这件事一字不提。
作为一个爱做白日梦，而且说话不多的人，遇到的麻烦在于学校里的老师，特别那些不是很了解你的，他们大有可能会认为你很笨。要么不笨的话，就是没劲。没人能看到
你脑袋里发生的五花八门的事情。
哪个老师看到彼得瞪着窗户外面，或者瞪着书桌上的一张白纸，也许会以为他感到无聊，或者想不出答案，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例如，有天上午，彼得班上的同学进行数学测验，他们要把一些很大的数字相加，需在二十分钟内完成。几乎他刚开始计算头一个数——涉及把三百五十万零两百九十五和另外一个几乎同样大的数字相加——彼得就不由自主考虑起世界上最大的数字。
之
前一个星期，他读到过一个数字的事，它有个很奇妙的名字——“古戈尔”，十后面一百个零。还有个更好的词，真正迷人的——“古戈尔普勒克斯”，一古戈尔普勒克斯是十的古戈尔次方。多了不起的数字啊！
彼得由着自己的心思飘进这个奇妙的数字里面，那一串零像肥皂泡一样，飘上了太空。他爸爸跟他说过，天文学家已经计算出来，他们通过巨型望远镜能看到的几百万颗星星的原子总数，为十后面九十八个零。
世界上的全部原子加起来竟然不到一古戈尔，而一古戈尔跟一古戈尔普勒克斯比起来，只是极其微小的一点点。如果你向谁要一古戈尔裹巧克力的太妃糖，全宇宙几乎没有足够的原子来生产这么多太妃糖呢。
彼得用手支着头，叹了口气。就在这时，老师拍拍手，二十分钟时间到。彼得所做的，只是写下了第一个和的头一个数字，别人全做完了。老师早就看到彼得在盯着他那张纸，什么也没写，在叹气。
此后不久，他被分到跟一群孩子一组，这些孩子就连把四和六这种小数字相加都特别困难。不久，彼得感到无聊，发现越发难以集中思想。老师们开始认为即使在这个特殊小组里，他的数学也太差了。他们该拿他怎么办？
当然，彼得的父母和他的妹妹凯特知道彼得不笨、不懒，也没有觉得无聊，学校里也
有几位老师开始意识到他的脑子里，在想着各种各样有趣的事。随着自己年龄渐长，彼得也意识到既然别人不明白你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如果你想让他们理解你，最好是告诉他们。
所以他开始写下他在盯着窗外或仰面躺着看天空时，所经历过的一些事。他长大后，成了一个发明家，还是个作家，生活幸福。在这本书里，你们会读到彼得脑子里有过的几次奇异的冒险，完全照原样记下来。
荐号
出了井之頭的寓所往南走，便可走到东京女子大学。井之頭一带，没有高楼，只有两层小楼和平房，都带院子，很像农村。我总爱在这一带散步，而往东京女子大学去的这条小道，更是我所喜欢走的一条小道，因为小道两旁，没有一家商店，宁静的氛围中，只是一座座各不相同但却都很有情调的住宅。这些住宅令人百看不厌。
日本人家没有高高的院墙，只有象征性*的矮墙。这样的矮墙只防君子，不防小偷。它们或用砖砌成，或用木板做成，或仅仅是长了一排女贞树。因此，院子里的情景，你可
一目了然。这些院子里常种了几棵果树，或桔子，或橙子……
去东京女子大学，要经过山本家。山本家的院子里长了一棵柿子树，已是一棵老树了，枝杈飞张开来，有几枝探出院外，横在小道的上空。
柿子树开花后不久，便结了小小的青果。这些青果经受着阳光雨露，在你不知不觉之中长大了，大得你再从枝下经过时，不得不注意它们了。我将伸出院外的枝上所结的柿子很仔细地数了一下，共二十八颗。
二十八颗柿子，二十八盏小灯笼。你只要从枝下走，总要看它们一眼。它们青得十分均匀，青得发黑，加上其它果实所没有的光泽，让人有了玉的感觉。晚上从枝下走过时，不远处正巧有一盏路灯将光斜射下来，它们便隐隐约约地在枝叶里闪烁。
愈是不清晰，你就愈想看到它们。此时，你就会觉得，它们像一只一只夜宿在枝头的青鸟。
秋天来了。柿子树这种植物很奇特，它们往往是不等果实成熟，就先黄了叶子。随着几阵秋风，你再从小道上走时，便看到了宿叶脱柯、萧萧下坠的秋景。那二十八颗柿子，便一天一天地裸露了出来。终于有一天，风吹下了最后一片枯叶，此时，你看到的只是一树赤裸裸的柿子。
这些柿子因没有任何遮挡，在依旧还有些力量的秋阳之下，终于开始变色*——灯笼开始一盏盏地亮了，先是轻轻地亮，接着一盏一盏地红红地亮起来。
此时，那横到路上的枝头上的柿子一下子就能数清了。从夏天到现在，它们居然不少一颗，还是二十八颗。
二十八盏小灯笼，装点着这条小道。
柿子终于成熟了。它们沉甸甸地坠着，将枝头坠弯了。二十八颗柿子，你只要伸一下手，几乎颗颗都能摸着。我想：从此以后，这二十八颗柿子，会一天一天地少下去的。
因为，这条小道上，白天会走过许多学生，而到了深夜，还会有一个又一个夜归的人走过。而山本家既无看家的狗，也没有其它任何的防范。我甚至怀疑山本家，只是一个空宅。因为，我从他家门前走过无数次，就从未见到过他家有人。
柿子一颗一颗地丢掉，几乎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这些灯笼，早晚会一盏一盏地被摘掉的，最后只剩下几根铁一样的黑枝。
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枝上依然是二十八颗柿子。
又过去了十天，枝上还是二十八颗柿子。
那天，我在枝下仰望着这些熟得亮闪闪的柿子，觉得这个世界有点不可思议。十多年前我家也有一棵柿子树──
这棵柿子树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给的，起初，母亲不同意种它，理由是：你看谁家种果树了？我说：为什么不种？母亲说：种了，一结果也被人偷摘了。我说：我偏种。母亲没法，只好同意我将这棵柿子树种在了院子里。
柿子树长得很快，只一年，就蹿得比我还高。
又过了一年。这一年春天，在还带有几分寒意的日子里，我们家的柿子树居然开出了几十朵花。它们娇嫩地在风中开放着，略带了几分羞涩，又带了几分胆怯。
每天早晨，我总要将这些花数一数，然后才去上学。
几阵风，几阵雨，将花吹打掉了十几朵。看到凋零在地上的柿子花，我心里期盼着幸存于枝头的那十几朵千万不要再凋零了。后来，天气一直平和得很，那十几朵花居然一朵未再凋零，在枝头上很漂亮地开放了好几天，直到它们结出了小小的青果。
从此，我就盼着柿子长大成熟。
这天，我放学回来，母亲站在门口说：“你先看看柿子树上少了柿子没有。”
我直奔柿子树，只看了一眼，就发现少掉了四颗——那些柿子，我几乎是天天看的，它们长在哪根枝上，有多大，各自是什么样子，我都是清清楚楚的。
“是谁摘的？”我问母亲。
“西头的天龙摘的。”
我骂了一句，扔下书包，就朝院门外跑，母亲一把拉住我：“你去哪儿？”
“揍他去！”
“他还小呢。”
“他还小？不也小学六年级了吗？”我使劲从母亲手中挣出，直奔天龙家。半路上，我看到了天龙，当时他正在欺负两个小女孩。我一把揪住他，并将他掼到田埂下。他翻转身，躺在那里望着：“你打人！”
“打人？我还要杀人哪！谁让你摘柿子的？”我跳下田埂，揪住他的衣领，将他拖起来，又猛地向后一推，他一屁股跌在地上，随即哇哇大哭起来。
“别再碰一下柿子！”我拍拍手回家了。
母亲老远迎出来：“你打人了？”
“打了。”我一歪头。
母亲顺手在我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
过不一会儿，天龙被他母亲揪着找到我家门上来了：“是我们家天龙小，还是你们家文轩小？”
我冲出去：“小难道就该偷人家东西吗？”
“谁偷东西了？谁偷东西了？不就摘了你们家几颗青柿子吗？”
“这不叫偷叫什么？”
母亲赶紧从屋里出来，将我拽回屋里，然后又赶紧走到门口，向天龙的母亲赔不是，并对天龙说：“等柿子长大了，天龙再来摘。”
我站在门口：“屁！扔到粪坑里，也轮不到他摘！”
母亲回头用手指着：“再说一句，我把你嘴撕烂。”
天龙的母亲从天龙口袋里掏出那四只还很小的青柿子扔在地上，然后在天龙的屁股上连连打了几下：“你嘴怎么这样馋？你嘴怎么这样馋？”
然后，抓住天龙的胳膊，将他拖走了，一路上，不住地说：“不就摘了几个青柿子吗？不就摘了几个青柿子吗？就像摘了人家的心似的！以后，不准你再进人家的门。你若再进人家的门，我就将你腿砸断！……”
母亲回到屋里，对我说：“当初，我就让你不要种这柿子树，你偏不听。”
“种柿子树怎么啦？种柿子树也有罪吗？”
“你等着吧。不安稳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后来，事情果然像母亲所说的那样，这棵柿子树，使我们家接连几次陷入了邻里的纠纷。最后，柿子树上，只留下了三颗成熟的柿子。望着这三颗残存的柿子，心里觉得很无趣。但，它们毕竟还是给了我和家人一丝安慰：总算保住了三颗柿子。
我将这三颗柿子分别做了安排：一颗送给我的语文老师（我的作文好，是因为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颗送给摆渡的乔老头（我每天总要让他摆渡上学），一颗留着全家人分吃（从柿子挂果到今天，全家人都在为这棵柿子树操心）。
三颗柿子挂在光秃秃的枝头上，十分耀眼。
母亲说：“早点摘下吧。”
“不，还是让它们在树上再挂几天吧，挂在树上好看。”我说。
瘦瘦的一棵柿子树上，挂了三只在阳光下变成半透明的柿子，成了我家小院一景。因为这一景，我家本很贫乏的院子，就有了一份情调，一份温馨，一份无言的乐趣。
就觉得只有我们家的院子才有看头。这里人家的院子里，都没有长什么果树。之所以有那么个院子，仅仅是用来放酱油缸、堆放碎砖烂瓦或堆放用作烧柴的树根的。有人来时，那三只柿子，总要使他们在抬头一瞥时，眼里立即放出光芒来。
几只喜鹊总想来啄那三颗柿子。几个妹妹就轮流着坐在门槛上吓唬它们。
这天夜里，我被人推醒了，睁眼一看，隐约觉得是母亲。她轻声说：“院里好像有动静。”
我翻身下床，只穿了一条裤衩，赤着上身，哗啦抽掉门栓，夺门而出，只见一个人影一跃，从院里爬上墙头，我哆嗦着发一声喊：“抓小偷！”那人影便滑落到院墙那边去了。
我打开院门追出来，就见朦胧的月光下有个人影斜穿过庄稼地，消失于夜色*之中。
我回到院子里，看到那棵柿子树已一果不存，干巴巴地站在苍白的月光下。
“看见是谁了吗？”母亲问。
我告诉母亲有点像谁。
她摇摇头：“他人挺老实的。”
“可我看像他，很像他。”我仔细地回忆着那个人影的高度、胖瘦以及跑动的样子，竟向母亲一口咬定：“就是他。”
母亲以及家里的所有人，都站在凉丝丝的夜风里，望着那棵默然无语的柿子树。
我忽然冲出院门外，大声叫骂起来。夜深人静，声音显得异常宏大而深远。
母亲将我拽回家中。
第二天，那人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们怀疑是他偷了那三颗柿子，闹到了我家。他的样子很凶，全然没有一点“老实”的样子。母亲连连说：“我们没有说你偷，我们没有说你偷……”
那人看了我一眼，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不就三颗柿子嘛！”
母亲再三说“我们没有说你偷”，他才骂骂咧咧地走去。
我朝柿子树狠狠踹了几脚。
母亲说：“我当初就说，不要种这柿子树。”
晚上，月色*凄清。我用斧头将这棵柿子树砍倒了。从此，又将我们家的院子变成了与别人家一样单调而平庸的院子。
面对山本先生家的柿子树，我对这个国度的民风，一面在心中深表敬意，一面深感疑惑：世界上竟能有这样纯净的民风？
那天，中由美子女士陪同我去拜访前川康男先生。在前川先生的书房里，我说起了柿子树，并将我对日本民风的赞赏，告诉了前川先生。然而，我没有想到前川先生听罢之后，竟叹息了一声，然后说出一番话来，这番话一下子颠覆了我的印象，使我陷入了对整个世界的茫然与困惑。
前川先生说：“我倒希望有人来摘这些柿子呢。”
我不免惊讶。
前川先生将双手平放在双膝上：“许多年前，我家的院子里也长了一棵柿子树。柿子成熟时，有许多上学的孩子从这里路过，他们就会进来摘柿子，我一边帮他们摘，一边说，摘吧摘吧，多吃几颗。看着他们吃得满嘴是柿子汁，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孩子们吃完柿子上学去了，我们就会站到院门口说，放了学再来吃。可是现在，这温馨的时光已永远地逝去了。你说得对，那挂在枝头上的柿子，是不会有人偷摘一颗的，但面对这样的情景，你不觉得人太谦谦君子，太相敬如宾，太隔膜，太清冷了吗？
那一树的柿子，竟没有一个人来摘，不也太无趣了吗？那柿子树不也太寂寞了吗？”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心中回味着前川先生的话。他使我忽然面对着价值选择的两难困境，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又见到了山本家的柿子树。我突然地感到那一树的柿子美丽得有些苍凉。它孤独地立着，徒有一树好好的果实。从这里经过的人，是不会有一个人来光顾它的。它永不能听到人在吃了它的果实之后对它发出的赞美之辞。我甚至想到山本先生以及山本先生的家人，也是很无趣的。
我绝不能接受我家那棵柿子树的遭遇，但我对本以欣赏之心看待的山本家的柿子树的处境，也在心底深处长出悲哀之情。
秋深了，山本家柿子树上的柿子，终于在等待中再也坚持不住了，只要有一阵风吹来，就会从枝上脱落下三两颗，直跌在地上。那柿子实在是熟透了，跌在地上，顿作糊状，像一摊摊废弃了的颜色*。
还不等它们一颗颗落尽，我便不再走这条小道。
也就是在这个季节里，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红瓦》中感慨良多、充满纯情与诗意地又写了柿子树——又一棵柿子树。我必须站在我家的柿子树与山本家的柿子树中间写好这棵柿子树：
在柿子成熟的季节里，那位孩子的母亲，总是戴一块杏黄色*的头巾，挎着白柳篮子走在村巷里。那篮子里装满了柿子，她一家一家地送着。其间有人会说：“我们直接到柿子树下去吃便是了。”
她说：“柿子树下归柿子树下吃。但柿子树下又能吃下几颗？”她挎着柳篮，在村巷里走着，与人说笑着，杏黄色*的头巾，在秋风里优美地飘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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