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朝圣：梵净山文化旅游定位思考

现代朝圣：梵净山文化旅游定位思考

作者：李应芝

来源：《旅游纵览·行业版》2014年第09期

本文试图应用旅游人类学中的“现代朝圣”观点定位梵净山文化旅游，从而以人类学的观点探讨现代旅游的走向。要定位梵净山文化旅游为“现代朝圣”，首先必须厘清“神圣”与“世俗”、“结构”与“反结构”、“历史记忆”与“文化建构”、“文化展演”与“文化真实”、“文化保护”与“资源开发”这几对关系；其次重视游客“共睦态”的旅游体验；再者就是肯定“现代朝圣”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教育功能。指出“现代朝圣”旅游是人类交流的一种媒介，是人类社会相互认知、肯定彼此文化价值的文化生态行为活动。 一、问题的提出

梵净山旅游（在本文使用此概念都是指“大梵净山旅游”）是铜仁旅游的主脉，以自然生态文化、佛教文化和民族民俗文化为旅游资源分别打造了“梵天净土”、“弥勒道场”和“土家第一村苗族”等旅游品牌。这些旅游品牌以个别文化资源的形势提高了梵净山旅游的知名度，但还未形成以整体观视角把梵净山文化旅游作为一个整体的特色定位，将不利于梵净山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如茶文化、红色文化、紫袍玉带石等旅游工艺品就无法在这些旅游品牌中得以凸显。因此，笔者试图以人类学的理论视角思考梵净山文化旅游的整体定位，预设构建一个突显个别品牌特色、兼容并彰显整体特色的梵净山文化旅游品牌，指向梵净山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探讨现代旅游的人类学解析。 二、现代朝圣的涵义

“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的观点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麦坎奈尔（Mac Cannell）提出，美国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提出“旅游是一种仪式”的观点，认为旅游与仪式有着某种相同的本质。有的学者则把现代朝圣提升到更为宽泛的意义，“朝圣”已不是具有严格的宗教意义的朝圣，而是一种寻求自我、重视体验的旅程。如科恩（Cohen）在探讨游客体验中的宗教朝圣时指出，它是一种文化的审美的或政治的朝圣。中国学者谢彦君指出“和那些宗教朝圣者相比，现代旅游者通过旅游所获得的回报也类似于朝圣者一样，得到的是为旅游者所推崇的价值，身心得到了恢复，身份得到了保持，还经历了不同的奇异事物。”张晓萍教授在《旅游人类学》一书中将现代朝圣定义为“是泛指现代人为满足其精神心理需求，而去各自的„圣地‟探求自己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的一种活动，它既包括宗教朝圣，也包括文化朝圣、政治朝圣等多种其他的形式”，指出“现代旅游者旅游动机的精神文化性与朝圣者朝圣动机相比，简直如出一辙”。可见，“现代朝圣”与旅游者的旅游体验特别是对精神文化等深层内涵的需求和体验紧密联系的。

本文使用“现代朝圣”兼具双层涵义：一层是狭义的宗教朝圣，梵净山佛教文化是梵净山文化旅游的主脉，具有现代意义的宗教观和宗教意识逐渐形成，宗教对满足人们精神心理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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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也在强化，且这种强化施受者不仅仅是宗教信仰者。另一层是广义的或者说是现代意义的“朝圣”，是游客为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选择梵净山文化旅游活动，游客到“梵净山圣地”探求自己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缓解自身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与心理冲突，获得一种内心安宁和的社会归属感强烈的精神上的“新生”。这双层涵义突出梵净山文化旅游以佛教文化旅游资源为魂、其他文化旅游资源共发展的特色。 三、梵净山文化旅游定位

本文从“现代朝圣”定位必须厘清的几对关系、“现代朝圣”定位依赖于“共睦态”旅游体验和“现代朝圣”定位的功能分析三个方面，来阐释梵净山文化旅游定位为“现代朝圣”的前提、必然性和必要性。

（一）“现代朝圣”定位必须厘清的几对关系

“朝圣”一词源于宗教活动，旅游人类学中有的学者把现代旅游看作功能一种与宗教朝圣本质相似或相同的活动，因此，把梵净山文化旅游定位为“现代朝圣”必须厘清以下几对关系。 1、神圣与世俗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一书中指出宗教具有神圣性和世俗性，“弥勒道场”佛教文化旅游是梵净山文化旅游的灵魂，其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平衡好神圣与世俗的关系。在众多游客中，有些是纯粹为满足严格的宗教意义的朝拜而来的佛教信仰旅游者，有些是为日常生活遇到困难而来祈愿的无关乎信不信教的游客，有些是来体验佛教文化的游客，有些是来探索研究佛教文化的游客，也不乏来调研佛教文化旅游圣地的游客。旅游满足游客的精神心理需要和生理需要，从宗教旅游的角度讲为“神圣的需要”和“世俗的 需要”。

2、结构与反结构

维克多.特纳把现实社会和仪式过程归为“结构”和“反结构”，旅游仪式论很自然地把旅游当作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反结构”。梵净山文化旅游让所有游客冲破自己所生活的社会规范的约束，以平等的“自然人”身份进行交流，不管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差异多么地悬殊，都能毫无芥蒂地进行交流、共享美与愉悦，产生息息相通的情感共鸣，产生这种共鸣的情感状态体验的旅游过程是日常生活的“反结构”。可是旅游活动过程再怎么神圣也离不开“衣、食、住、行、娱”，这些属于社会生活的“结构”也是需要被满足的。 3、历史记忆与文化建构

梵净山文化旅游的主要旅游资源中，既有属于“历史记忆”范畴的，也有“建构”的文化内容。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弥勒道场”这一佛教文化旅游品牌就是“历史记忆”与“文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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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作用产生的旅游资源。云南鸡足山和浙江奉化两个地方与梵净山作为“弥勒道场”的地位进行挑战，但是这并不威胁梵净山作为“弥勒道场”这一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即文化是可以建构的，但必须平衡好与“历史记忆”的关系，特别是在开发新的文化旅游资源的时候。 4、文化保护与资源开发

在旅游开发中，“文化保护”和“资源开发”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梵净山文化旅游中，佛教文化、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都是需要保护的，因为不保护它们的历史记忆（或者说是“传统“）就没有特色可言，佛教文化只有依据它的历史记忆进行开发才能成为真正的“圣地”，自然生态必须得到保护才能还人们一个和谐的良性生态系统，民俗风情文化如果得不到保护“民族”将不复存在。 5、文化展演与文化真实

现代旅游中，许多文化都是通过展演的形式得到宣传和认可，“文化展演”与“文化真实”是旅游人类学关注的两个关键词，旅游文化的“展演性”使它的“真实性”成为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梵净山文化旅游过程中，游客大多通过“文化展演”来认识、了解和体验其文化，为游客提供什么样的文化形象决定游客对旅游的满意度。因此梵净山文化旅游必须严肃对待“文化展演”和“文化真实”之间的关系。

（二）“现代朝圣”定位依赖于“共睦态“旅游体验

“共睦态”一词由拉丁文“Communitas”翻译而来，与英文里的“Community”同源。格雷本的“旅游仪式论”把旅游与仪式、朝圣的人类学观点联系起来，对旅游的“共睦态”体验做出批判性的解释和分析，认为旅游的本质是一种现代化的世俗仪式，对个体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具有极大的意义。国内的谢彦君教授、张晓萍、郑晴云等也对旅游体验做了相关研究，都强调了旅游者对旅游的精神文化内涵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体验在旅游群体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共睦态”。

梵净山文化旅游的“现代朝圣”定位依赖于游客的“共睦态”旅游体验，游客无论是以何种旅游方式、以何种旅游动机选择梵净山文化旅游，不管他们在原来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何种社会角色，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大自然、佛教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和其他文化类型的生态美，彼此间能跨越原本的社会身份平等的交流，形成息息相通的群体情感。在梵净山文化旅游过程中，游客的“共睦态”体验成为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者等群体之间平等交流的平台，这种情感状态能延生到其日常生活中，拓展对生活中的人和事的包 容性。

（三）“现代朝圣”定位的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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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山文化旅游的“现代朝圣”定位是梵净山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发展，它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宏观功能，这些功能都与生态文明相关。 1、社会功能

现代社会倡导“生态、和谐、文明”的文化理念，将梵净山文化旅游定位为“现代朝圣”以朝圣的“神圣性”控制游客的行为，督促游客在“圣地”进行文明的旅游活动。旅游结束后，通过旅游者的“共睦态”体验，把人与人、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以“内化”的形式践行到日常的人类社会，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2、文化功能

梵净山文化旅游是人为文化和自然景观相结合开发旅游资源的旅游活动，它的“现代朝圣”定位是当地文化的一种建构行为，它象征着梵净山文化资源的“神圣性”，象征着旅游活动的“神圣性”，象征着人类文明的“神圣性”。这一定位有利于梵净山文化向着积极、健康、包容的方向发展，发展自我文化的同时，也能理解“他者”文化，肯定“他者”文化的相对价值，正确认识不同文化的生态之美。这种文化态度有利于人类社会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的文化生 态观。 3、教育功能

梵净山文化旅游通过旅游的形式对游客和东道主发挥一定意义上的教育功能。“现代朝圣”的定位主要以以下三个层面发挥其教育功能，第一，旅游“圣地”的神圣性和日常生活中精神生活的充实的链接教育。现代人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工作压力大，长期处于为生计而奔命的紧张状态，精神生活容易出现空隙。梵净山文化旅游的“现代朝圣”定位通过“共睦态”旅游体验教育游客要注重精神世界，平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提供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第二，东道主的主位文化是旅游资源，也是传统文化的精髓，“现代朝圣”定位充分肯定了其文化价值，教育作为其文化载体的人们要保护自我神圣的文化体系，使其文化特色能够传承。第三，是游客和东道主之间的一种默契，教育彼此通过旅游这一交流媒介，肯定彼此的文化价值，包容彼此的文化差异性。 四、结论

有的学者认为旅游是一种人类交流的媒介，笔者也认为旅游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交流平台。在旅游过程中，游客和东道主相互了解彼此的文化（主要是游客对东道主的了解），游客通过解读东道主文化反思自我文化，东道主通过接触游客的文化重新认知和评价自我文化，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从而形成一种费孝通所言的“知我、知他、对话、共荣”的多元共生的文化体系。把梵净山文化旅游定位为“现代朝圣”，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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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运用到旅游和文化生态的关系中，为正确认识不同文化的生态之美和不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场域，促进不同文化共同发展。 （作者单位：铜仁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