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流域辽金元及明清时期的民族文化遗存

王天姿;王禹浪

【摘 要】渤海国的建立将牡丹江流域推向都市文明的巅峰,其后辽、金、元等政权不断承续渤海国都市文明的发展模式,从不同程度完成了牡丹江流域的城镇化进程.辽代五国部、金代胡里改路、元元路和水达达路等行政机构的设置,将牡丹江流域纳入行政管辖体系之中.明代建州女真和清代宁古塔将军及其流人文化则是牡丹江流域古代文明的最后绝唱.牡丹江流域的近现代城市文明在古代城市文明的废墟上也获得了新生.

【期刊名称】《黑河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07)002

【总页数】7页(P25-31)

【关键词】牡丹江流域;女真筑城;建州女真;宁古塔

【作 者】王天姿;王禹浪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边133002;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大连116622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872

公元926年，契丹国灭掉渤海国，并在牡丹江流域渤海上京城设立东丹国，作为辽帝国下辖的地方政权。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为东丹国国王，仍都渤海上京故地，并改渤海上京龙泉府为天福城，统辖渤海遗民。值得注意的是，契丹灭渤海的进军路线同样是沿着牡丹江流域北上的。笔者于2015年10月底对宁安镜泊湖北湖头菱角崴子遗址附近监测站的渤海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这里很可能就是契丹人进军路线重要驿站，因为这条线路正可以绕过镜泊湖南湖头、城墙砬子山城、城子后山城等险要路线，直捣渤海上京[1]。渤海灭亡后，辽朝称渤海靺鞨人为“女真”，并以是否编入辽国国籍为标准，将其分为“生女真”和“熟女真”。“生女真”主要生活在松花江以北、黑龙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未编入辽国国籍。“熟女真”则分布在东北南部的辽东半岛一带。渤海国灭亡后，其遗民不断反抗，天显三年(928年)，契丹人遂将渤海贵族及上京城居民，强迁至以辽阳东平府为中心的辽河流域，并将天福城焚毁。被渤海国经营160余年的辉煌国都最终变成一片焦土。东丹国也随之迁移，以辽阳为都，升东平府为南京。牡丹江流域遂成为辽代五国部属地。

牡丹江流域亦为女真完颜部早期活动区域。金朝女真完颜部始祖函普即居住在牡丹江流域。《金史·世纪》载：“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始祖居完颜部仆干水之涯，始祖至完颜部，居久之，其部人尝杀它族之人……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始祖乃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资产，后生二男，长曰乌鲁，次曰斡鲁，一女曰注思板，遂为完颜部人。天会十四年，追谥景元皇帝，庙号始祖。”“仆干水”就是牡丹江，“仆干”系对“忽汗”的音转。《满洲地志》载：“金代始祖起于宁古塔地”。可知《金史·世纪》中所载“仆干水之涯”，应位于牡丹江流域中

游的海林、宁安一带。公元11世纪中期，金始祖函普五世孙石鲁(昭祖)袭生女真完颜部酋长。石鲁在征服女真诸部时，《金史·世纪》云：“昭祖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入于苏滨、耶懒之地，所至克捷，还经仆燕水。仆燕，汉语恶疮也。昭祖恶其地名，虽已困惫，不肯止。行至姑里甸，得疾。”“青岭”“白山”即今张广才岭、长白山；“苏滨”为今绥芬河；“耶懒”在图们江流域，金代曾在此设“曷懒路”；“仆燕水”即“仆干水”，“姑里甸”应是“胡里改”的音转，均指今牡丹江。可知在金昭祖石鲁时，完颜部仍活动于牡丹江流域。后至献祖绥可时期，“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自此遂定居于按出虎水之侧矣”(《金史·世纪》)，才从仆干水迁到海古水(今黑龙江省阿城市东北的海沟河)，并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阿什河)之畔。

金代时，牡丹江流域再次迎来新的文明高峰和筑城时代，为金代胡里改路管辖。牡丹江流域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从建城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建于渤海时期，辽金女真沿用的古城，共计10座。有敦化地区的秋梨沟镇横道河子古城、沙河沿镇孙船口古城、黑石乡黑石古城、官地镇通沟岭山城，镜泊湖区的南湖头古城、城子后山城、城墙砬子山城、重唇河山城，牡丹江市沿江乡龙头山古城等。近年考古调查表明，敦化敖东城、贤儒镇城山子山城也有少量带有渤海特征遗物，可能应始建于渤海，但主要为辽金沿用。第二，建于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共计22座。敦化市有额穆镇的背荫砬子城址、帽儿山山城、西北岔山城，宁安市有沙兰镇西营城子古城、营城子古城、东营城子古城、卧龙乡杏花古城，牡丹江市的长路山古城，海林市的萨尔浒古城、满城古城、沙虎古城，林口县的乌斯浑河古城、古城子古城、新城古城、三道通古城、白虎哨古城、建堂乡古城、大山头古城、湖水古城，依兰县的土城子古城、依兰县城古城、五国头城。

从上述牡丹江流域辽金时期女真筑城的分布状况不难发现，牡丹江流域始建于辽金时

期的女真筑城在数量上要多于建于渤海时期、辽金沿用的女真筑城。牡丹江流域建于渤海时期、辽金沿用的女真筑城仅为10座，位于牡丹江上游6座，牡丹江中游4座。位于牡丹江上游沿用渤海时期的女真筑城有横道河子古城、孙船口古城、黑石古城、通沟岭山城等；位于牡丹江中游沿用渤海时期的女真筑城有南湖头古城、城子后山城、城墙砬子山城、龙头山古城。牡丹江流域建于辽金时期的古城数量较多，共计22座。其中位于牡丹江上游的有3座，位于牡丹江中游的有8座，位于牡丹江下游的有11座。 位于牡丹江上游始建于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有背荫砬子城址、帽儿山山城、西北岔山城；位于牡丹江中游始建于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有西营城子古城、营城子古城、东营城子古城、杏花古城、长路山古城、萨尔浒古城、满城古城、沙虎古城；位于牡丹江下游始建于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有乌斯浑河古城、古城子古城、新城古城、三道通古城、白虎哨古城、建堂乡古城、大山头古城、湖水古城、土城子古城、依兰县城古城、五国头城。

从牡丹江流域辽金古城的规模来看，最大的城子后山城周长为3 590米，其次为依兰县土城子古城，周长3 345米。古城周长在2 000米至4 000米的有9座：通沟岭山城、城子后山城、城墙砬子山城、乌斯浑河古城、新城古城、三道通古城、土城子古城、依兰县城古城及五国头城。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依兰县的3座古城——土城子古城、依兰县城古城、五国头城，周长都在2 000米以上。一般来说，周长在3 000—5 000米的古城多为州或路级的行政治所；周长在2 000—2 500米的古城多为府或猛安一级的行政治所。可知上述诸城多应是县级及其以上级别的古城。据时期《宁安县志》载，城子后山城内曾出土东夏国天泰十八年(1232年)的“不匋古阿邻谋克印”官印一方。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认为“不匋古”可能是女真语bulaogu(音“不劳古”)的同音异写，意为“镜子”。“阿邻”或“阿林”女真语意即为“山”，“谋克”则为女真人军政合一的基层组织名称，意即为“百户长”。由此可知，“不匋古阿邻”即“镜子山”，而女真人的

这一基层军政合一的组织就是以镜子山命名的谋克。此山濒临镜泊湖，因此，镜子山的地名很可能是依湖而得名。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城子后山城的名字则可能就是“镜泊湖”这一地名称谓的开始。这方东夏国官印的发现为揭示镜泊湖的地名由来提供了重要依据，笔者认为，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的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1]。周长在1 000—2 000米的古城有6座：横道河子古城、黑石古城、西北岔山城、营城子古城、杏花古城、龙头山古城，多为县或谋克级别的古城。周长在1 000米以下的古城有15座，包括：孙船口古城、南湖头古城、背荫砬子城址、帽儿山山城、西营城子古城、东营城子古城、长路山古城、萨尔浒古城、满城古城、沙虎古城、古城子古城、白虎哨古城、建堂乡古城、大山头古城、湖水古城，应担负着戍守边堡或交通驿站的职能。依兰县土城子古城应是胡里改路治所之所在，是牡丹江流域唯一一座路一级别的古城。

牡丹江流域的辽金筑城在修筑形制上大体上沿袭了渤海筑城传统，亦分为平原城和山地城。牡丹江流域辽金时期的平原城有敖东城、横道河子古城、孙船口古城、黑石古城、西营城子古城、营城子古城、东营城子古城、杏花古城、长路山古城、萨尔浒古城、满城古城、沙虎古城、乌斯浑河古城、古城子古城、新城古城、三道通古城、白虎哨古城、建堂乡古城、大山头古城、湖水古城、土城子古城、依兰县城古城、五国头城；山城有通沟岭山城、城山子山城、南湖头古城、城子后山城、城墙砬子山城、重唇河山城、龙头山古城、背荫砬子城址、帽儿山山城、西北岔山城。可见，在牡丹江流域辽金古城中，平原城的数量多于山城。平原城多建在水陆交通便利的江河沿岸台地上。山城依山势而筑，并充分利用悬崖峭壁作为天然屏障。

由于牡丹江流域在辽金时期没有出现如渤海上京城一般的都市文明，因此，辽金时期的女真筑城在数量上少于渤海时期筑城，但却依然延续着渤海时期的城市文明和城镇化进

程，依然是黑龙江流域最重要的人口聚集区之一。这些女真筑城依靠牡丹江水路而发展，不仅承载着链接松花江流域下游与图们江流域交通运输与交往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金上京的东方起到拱卫和防御的作用[2]。牡丹江流域的女真筑城虽经辽代五国部短暂沿用，但其进一步发展主要是在金代松花江流域上京会宁府所开创的都市文明的东扩影响下，在渤海筑城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一都市文明向东扩展的城市化浪潮，不仅在牡丹江流域留下深刻烙印，同时又进一步东扩至绥芬河流域和今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在绥芬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中俄两国境内至今遗存有10余座女真筑城址，如克拉亚尔山城、城子沟古城、赛加古城、阿纳尼耶夫古城、叶卡捷里诺夫卡古城、拉佐古城、新城古城、普拉霍特纽卡古城、斯卡利城、萨因巴尔城、戈尔巴特科夫城等，从形制上看，多数可能沿用了渤海古城并加以改建，但由于大多未经系统的考古发掘，这些古城的渤海文化因素尚不明确。尼古拉耶夫斯克渤海2号城址、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址等则可确定是沿用渤海古城。这些古城均应是金代恤品路下辖的猛安谋克古城。

元代建立后，在东北设置辽阳行省，并在图们江以北的女真人聚居区设开元万户府，牡丹江流域最初即归开元万户府管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改辽东路总管府为开元路。在辽阳、沈阳等路相继成立后，开元路只管辖沈阳路以北(今辽宁省铁岭市北)的女真人，南部女真人由沈阳、辽阳等路分别统领。清原地区当为辽阳、沈阳路的女真人辖境。皇庆元年(1312年)前，将开元路东北部地区划设合兰府水达达路，与开元路同属辽阳行省管辖。牡丹江流域的部分地域又归水达达路管辖。

明朝实行卫所制度，明成祖时在东北南部的建州女真聚居地设置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军民指挥使司。建州卫因渤海率宾府下辖建州而得名，《新唐书·渤海传》记载：“率宾故地为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考证建州在

东宁大城子[3]。张泰湘认为，建州为今俄罗斯克拉斯基诺亚尔山城[4]。孙进己认为，建州在俄罗斯双城子(乌苏里斯克)[5]。总之，建州卫当在靠近牡丹江流域东南部的绥芬河流域，明中期后逐渐南迁至浑江流域、苏子河流域。明朝后在奴儿干卫忽剌冬奴的请求下，在黑龙江口的特林地方设奴儿干都司，管辖包括牡丹江流域中下游在内的黑龙江中下游和今俄罗斯滨海地区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明廷又先后在牡丹江流域镜泊湖一带设置忽儿海卫，在海浪河流域设置克因城卫。

牡丹江流域在明朝是建州女真的主要活动地域和兴起之地。建州女真因活动于渤海建州故地而得名，是清朝满洲的前身和主体。关于满洲的族源神话，在《满清开国方略》《满洲实录》《钦定满洲源流考》等文献中均有记载，比较详细的见于《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先世发祥于长白山，是山高二百余里。……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湖里。相传有天女三，曰恩古伦，次正古伦，次佛库伦，浴于池。浴毕，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爱之，不忍置诸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飞升，奈何？二姊曰：“吾身列仙籍，无他虞也。此天授尔妊。俟免身，来未晚。”言已别去。佛库伦寻产一男，生而成言，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汝以定乱国，其往治之，汝顺流而往，即其地也。”与小舟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舟顺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为坐具，端坐其上。是时其地有三姓争为雄长。日持兵相仇杀，乱靡有定。有取水河步者，见而异之，归语众曰：“汝等勿争，吾取水河步，见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虚生此人。”众往观之，皆以为异，因结所由来。答曰：“我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觉罗氏，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众警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

迎至家。二姓者议曰：我等盍息争，推此人为国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议，妻以百里，奉为贝勒，其乱乃定。于是布库里雍顺居长白山之东，俄漠惠之野，俄尕里城。国号曰满洲。是为满洲开基之始也。

《满清开国方略》《满洲实录》《满洲源流考》等文献记载的三仙女神话与之相比内容大体相似，均有以下情节：三仙女在池中沐浴——佛库伦吞红果而孕——所生男子生来神异，赐名布库里雍顺——天女飞回天上，把布库里雍顺置于舟中——布库里雍顺乘舟而下至某地，遇三姓相争——布库里雍顺平息争端，被拥戴为王。官方记载的三仙女神话不仅宣告了满洲始祖系天女佛库伦所生，还渲染了始祖布库里雍顺的神异，“生而成言，体貌奇异”，被誉为“天生圣人”。足以看出满族皇室对于自己祖先的崇敬和对清政权合法性的强化，满洲始祖是天女佛库伦吞食红果感孕而生则更是反映了满洲形成早期的女性崇拜，特别是母神崇拜。文献中的“布库里山”即是长白山主峰以东、位于今吉林省延边州安图县的红土山，山下的圆池相传即是三仙女沐浴的“布尔湖里”。晚清学者刘建封在踏查长白山时发现了圆池，并将其命名为“天女浴躬池”。这一带正是牡丹江源头的山区。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降生后，正是从牡丹江源头的支流进入牡丹江干流，沿江顺流而下，至“三姓”之地。“三姓”系今依兰县旧称，“依兰”在满语中即为“三”之意，可知布库里雍顺溯牡丹江而下，至牡丹江流域下游的依兰一带，这里正是渤海建州故地，亦即后来建州女真的兴起之地。至于布库里雍顺最终所居“俄漠惠之野”的“俄尕里城”，刘景宪考证，“俄漠惠”满文作omohoi或omoh，omo是派生词，沼泽之意，i是领属格的附加成分。“俄尕里”又作“鄂多里”，满文作odoli，指小孩出生后头顶上的一处软陷处。因此，“俄漠惠俄尕里”就是沼泽地中的一处滩城[6]。《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八《疆域》载：“始祖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鄂多里城。城在兴京东一千五百里，宁古塔城西南三百三十里，勒福善河西岸。”笔者认为，“俄尕里”“鄂多里”均是“敖东”

的同音异写，应与敦化敖东城有关。“俄漠惠”即今敦化额穆一带。鄂多里城确在兴京之东、宁古塔城西南，但因长白山、哈达岭、威虎岭等山脉阻隔，从兴京至敖东城需绕行，因此，“在兴京东一千五百里”并非直线距离，而是绕行后的里程。“宁古塔城西南三百三十里”则与今宁安至敦化的距离相合。“勒福善河”即今牡丹江，“勒福善”系“穆丹(牡丹)”的音转。统观满洲族源神话的情节，不论“布库里山”“布尔湖里”，还是“三姓”之地、“俄漠惠俄尕里”始终没有离开牡丹江流域。可以说，满洲族源神话完全是牡丹江孕育的结果。

明中期后，随着奴儿干都司及一系列卫所建置被撤废，明朝势力逐渐退出黑龙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再次被仍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建州女真等游猎民族所控制，这一地区的筑城时代走向终结，古代城市文明也至此逐渐陷于沉寂。明朝势力退出黑龙江流域和女真各部族之间的相互斗争和交融，促使散居在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流域的女真部族相继向南迁徙，原居于牡丹江流域下游、以依兰为中心的建州女真亦在这次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几经辗转，最终定居在浑河流域和浑江流域。至首领努尔哈赤时，建州女真迅速崛起，统一东北女真各部，并大举进攻明朝。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其后代最终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建立了一统全国的大清帝国。从民族源流的角度来说，牡丹江流域正是建立后金政权和大清帝国的建州女真的发祥之地。

为加强对东北的管辖，清顺治十年(1653年)，清在宁古塔设昂邦章京镇守，同时置副都统，驻地位于牡丹江左岸支流海浪河南岸，今为黑龙江省海林汀镇旧古塔村。康熙元年(1662年)，更名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康熙十年(1671年)，副都统移驻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康熙十五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乌拉，改称吉林将军，复移宁古塔副都统镇守牡丹江流域，驻宁安。宁古塔副都统的管辖范围除了牡丹江流域外，还

有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及库页岛等广大地区。宁古塔作为边疆重镇，在抗击沙俄入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原一些和饱学之士也被贬黜至此，宁古塔遂成为流放之地。这些满腹诗书的流人，不但为牡丹江流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和诗书礼仪，他们还访古考闻、踏查史迹，对牡丹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地理、风俗、民族等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考察与考证，如张贲《东京记》、吴兆骞《秋笳集》、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柳边纪略》等，均对渤海上京城予以著录，为牡丹江这块神奇的土地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流人文化作为牡丹江流域最后一座文明的驿站和丰碑，为牡丹江流域的古代文明画上了的句号。

牡丹江流域作为清代的“龙兴之地”，长时期实行封禁制度，不准汉族移居此地开发。近代以来，随着列强的侵入，牡丹江也沦为俄、日等国掳掠的对象。但随着西方文明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被传入中国，以及中原人口的大量迁入，近代化的浪潮也给牡丹江流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860年，清开始对东北地区局部开禁；1881年，清实行“移民实边，试办屯田”的，开放了牡丹江流域的铁岭河地区；1904年，牡丹江流域全部开禁，大批汉族人进入这一地区。后来，随着牡丹江流域外来人口的增多与国内外贸易的不断增加，清的封禁被彻底打破。

1901年2月，沙俄修筑中东铁路，在牡丹江中游设牡丹江站。毫无疑问，中东铁路是列强加剧侵略东北，进行资源掠夺与商品、资本输出的产物，关东铁路的修筑大大加深了东北的半殖民地化。但另一方面，也使牡丹江流域与外界的经济、文化、贸易联系加强，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牡丹江流域的近代文明。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牡丹江流域人口不断增长，兴起一大批近代城镇，其中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便是今天牡丹江流域的中心城市——牡丹江。伴随着城镇的发展，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出现，出现了粮油

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矿藏开采业等各种新兴工业部门，学校、医院、银行等文化产业和金融机构纷纷建立，市政设施也日益齐全。多种经营的新的工业生产模式逐渐取代原来单纯的农业生产模式，牡丹江流域的农业文明不断受到冲击，工业文明日益成长。现代意义上的牡丹江流域城市文明便是在近代工业化浪潮和殖民侵略的席卷下得以诞生。

牡丹江流域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始终不绝如缕，呈现出独特而丰富的流域文明特征：

第一，牡丹江流域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已有人类在此生存繁衍。考古工作者在牡丹江流域中下游及其支流海浪河流域发现的杨林西山、杨林南山、满城南山、龙头山等8处旧石器时代地点，时间为距今1—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并呈现出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遗址中出土的以大的砾石为原料加工的石器，与黑龙江流域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共处于一个大型砾石石器文化圈。牡丹江流域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与哈尔滨阎家岗、呼玛十八站、五常学田、齐齐哈尔昂昂溪等黑龙江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存存在一定关系。

第二，牡丹江流域是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最丰富和发达的地区之一，有镜泊湖畔的莺歌岭文化、菱角崴子遗址、新开流文化、牡丹江中游的宁安石灰场遗址、海林振兴遗址，及下游的依兰倭肯哈达洞穴遗址等。这些考古学文化以夹砂红褐陶、灰褐、黄陶筒形罐、亚腰型石锄、压制石器等为特征，渔猎色彩浓厚，陶器纹饰多网格纹、菱形纹、篦点纹，后两者可能是鱼鳞纹的变形，新开流遗址中还发现了鱼窖遗迹。莺歌岭遗址出土的陶猪则表明当时的满族先民已开始从事家畜饲养业。

第三，牡丹江流域还与乌苏里江流域存在广泛而密切的交流，集中体现在同属于新开

流文化的分布范围。2015年，距今9200年的饶河小南山遗址的发掘，可谓取得了黑龙江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的重大突破性进展，不仅作为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被确定为新开流文化的源头，同时为探寻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源流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线索。文化与文明的演进绝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交融与碰撞中发展。牡丹江流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先民通过山河相间、山水相连共融互通，共同开创了黑龙江流域东部地区早期文明的演进图景。

第四，牡丹江流域的青铜时代面貌尚不清晰，仅在属于桥南一期文化的依兰县桥南遗址中发现了2件青铜泡及青铜仿制品，目前尚未发现更多青铜制品和青铜冶铸遗迹，牡丹江流域呈现出青铜时代短暂，由新石器时代迅速迈入铁器时代的特点，文化发展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出现了跳跃式的进步，这可能与三江平原城邦文明的兴起和繁荣有关。

第五，受三江平原汉魏时代挹娄城邦文明的影响，该流域的东兴文化、河口文化、东康类型、桥南二期文化等遗存中均已发现大量铁质刀、凿、、链等铁器，表明牡丹江流域自此已进入铁器时代。

第六，渤海自建国直至极盛的近200年间，牡丹江始终作为渤海的一条“黄金水道”，不仅承载着对外交通，同时也是文明的汇聚地。大钦茂于唐天宝末年(755年)自“旧国”徙都上京，正是沿着连接今延边地区和宁安上京城的牡丹江河谷行进的。牡丹江河道还是渤海朝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云：“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度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故汉襄平城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营州道是自营州，襄平、盖牟、新城、长岭府至上京城的重要交通要道，并为后世

辽、金、元、清等历代沿用。襄平即今辽阳，盖牟城一般认为即今沈阳塔山山城，新城为抚顺市区北部、浑河北岸的高尔山山城，长岭府近来已可确证为桦甸苏密城。遂知营州道自今朝阳起始，越大凌河、小凌河、辽河至辽阳，转而向东北，溯浑河而上，经今沈阳、抚顺、梅河口等地，直达桦甸苏密城。再由苏密城而东北过敦化，沿牡丹江向北，由镜泊湖左岸经过北湖头而直抵渤海上京城。宁安市林业有害生物渤海林木种子园十四号监测点所在地，正是渤海上京通往营州道上的重要驿站。至今营州道沿镜泊湖北湖头地段遗迹尚存。笔者经过实地考察，十四号监测点驿站遗址现仍遗留了三个渤海时期的石臼和一座八宝琉璃井，据当地监测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一带常发现砖瓦等遗物。笔者在现场看到了工作人员在基建时发现的两个规格完全相同的铁质车钏，外径7厘米，内径5.5厘米，厚4厘米，为渤海时期车马器。在监测站附近的湖滩地还采集到大量渤海布纹残瓦、残瓦头一件[1]。这条水路也是上京城向北进入三江大平原的重要通道。代表牡丹江流域古代文明巅峰的渤海上京城的修建，更是依托宁安盆地中肥沃的牡丹江冲积平原，牡丹江还作为上京城的天然护城河。在上京城都市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下，牡丹江流域出现的渤海古城也几乎均坐落在牡丹江的沿江平原和山地之上。这些古城沿江而建，呈群聚状分布，如四方辐辏般环绕和拱卫着渤海王都。正是牡丹江这条蜿蜒北流的滚滚大河，孕育并滋养了渤海国的诞生、移动、繁荣和全盛。

第七，渤海至元代是牡丹江流域的筑城时代和城市文明的繁荣期。渤海国定都于牡丹江流域中游的上京龙泉府，开创了该地区的都市文明，并在上京都市文明辐射下，推动牡丹江流域进入了繁荣的城市文明和城镇化时代。其后，辽、金等王朝在沿用渤海筑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牡丹江流域的古代城市文明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元代以后日趋衰落，至明朝中期，随着奴儿干都司和大量卫所机构的撤销，明朝在东北的势力收缩至辽河流域，牡丹江流域的筑城时代宣告终结，古代文明陷入沉睡。近代以来随着殖民化浪潮和中东铁

路的修建而再度繁荣。

第八，牡丹江流域的城市文明，一次是由渤海上京都市文明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产生的，一次则是在松花江流域阿什河畔以金上京为中心的金源内地城市文明东扩的浪潮下诞生的，成为牡丹江流域第二波古代文明发展的高潮。牡丹江流域的城市文明还深刻影响了位于其东方的穆棱河流域、绥芬河流域和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特别是在金代，牡丹江流域成为金帝国城市文明“承西启东”的重要地理枢纽。

第九，牡丹江流域自远古时代直至近现代以来，一直作为满族及其源流先民的活动地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包括辽、金、元女真和明代建州女真)均以牡丹江流域为生存的沃土。牡丹江流域是肃慎族分布的核心地区，以莺歌岭文化、新开流文化、宁安石灰场遗址、海林振兴遗址、依兰倭肯哈达洞穴遗址等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牡丹江流域早期文化均应是肃慎族的遗存，位于宁安的三家子古城正是肃慎王城故址。东兴文化、河口文化、东康类型、桥南二期文化等铁器时代文化的面貌和年代接近，应是肃慎的后裔挹娄人的文化遗存，后为勿吉族继承。挹娄、勿吉以七星河、挠力河流域为中心的三江平原为主要分布区，但牡丹江流域中下游无疑是挹娄、勿吉古族核心文化区外缘最重要的分布地域，不仅有大量铁器时代遗存，还在牡丹江流域下游海林市柴河镇所属的群力村附近的崖壁上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岩画遗迹。勿吉南下强大后分为七部，后演变为靺鞨七部。牡丹江流域正是勿吉拂涅部和靺鞨拂涅部的分布地域。其后的渤海国自图们江流域建国，在牡丹江流域发展壮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上京都市文明，号称“海东盛国”。女真完颜部自始祖函普及其之后的几代先祖，一直活动在牡丹江流域，至献祖绥可时，方迁居阿什河流域。清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满洲族源神话，从布库里雍顺诞生于“布尔湖里”、迁移至“三姓”之地调解争斗到最后定居“俄尕里”，更是始终沿着牡丹江流域活动，并纵贯了整条

牡丹江干流水系。可见，牡丹江流域是满族及其先民名副其实的发祥地，是孕育肃慎古国、挹娄王国、勿吉王国、渤海王国、大金帝国、大清帝国等满族族系政权文明的摇篮。

第十，对牡丹江流域古代文明的发现和研究，因宁古塔流人文化而早在清代便已展开，成为东北地区最早开始地方史研究的地区。清代流人所撰写的一系列考察纪行和研究著述，为今人开展牡丹江流域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第十一，统观整个历史时期，牡丹江流域始终作为东北古代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中心。8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以莺歌岭文化为代表的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及其与乌苏里江流域、穆棱河流域、绥芬河流域的跨流域的文化交融，三江平原汉魏城邦文明的重要辐射区，渤海上京城辉煌的都市文明以及金元时期延续下来的筑城文化、始终作为满族源流先民活动的核心区域，无疑均说明了牡丹江流域作为东北古代文明中心的重要定位。就整个牡丹江流域而言，其文明的重心始终在中游和下游，上游遗迹较为稀少。这无疑与中下游平坦的地势、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物产、便利的交通、发达的水系密不可分，上游则多山地丘陵，地理空间促狭，难以容纳人类古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总之，渤海国的建立将牡丹江流域推向都市文明的巅峰，其后辽、金、元、明、清的历代政权在牡丹江流域虽然有具有城镇化性质的古代筑城，但其规模和文化的繁荣程度、经济的发达程度均没有达到渤海国的高度。究其主要原因则是渤海国后的牡丹江流域一直没有建立政治统治中心，而人口的流动和民族的迁徙导致牡丹江流域的人口密度和交通的不便，都是阻碍牡丹江流域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