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俄罗斯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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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昊琦

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是一个令人产生兴趣的问题。一方面,作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大规模转型的一部分,政治转型始终是一个首要问题,并且对社会其他方面的转型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几百年来,俄罗斯独特的历史轨迹为其政治赋予了“神秘”的特性,这种政治特性至今仍然体现出来,并且对俄罗斯今后的发展道路产生久远的影响。因此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研究既具有迫切的现实性,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感。“政治文化”的概念,自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1956年首先提出之后,一直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从20世纪末苏联解体前后到现在,俄罗斯学者借鉴西方的研究理路,对俄罗斯政治文化进行了大量研究[1]。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跨学科态势,其中从历史方面进行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向[2]。

俄罗斯政治学者И.И.格列勃娃2006年出版的《俄罗斯政治文化:过去映像与现实性》[3](以下简称《政治文化》),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理论,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对与俄罗斯政治文化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考察,给人以诸多启迪。

“过去映像”与政治文化

面对当今俄罗斯复杂的现实,美国学者莱格沃尔德曾指出,俄罗斯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会令“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员思考这一问题时都会因无穷无尽的未知数望而却步”。他建议,与其去大胆地预测未来,还不如“把精力花在分析对俄罗斯的未来具有潜在影响的各种因素上”,其中之一就是“俄罗斯的历史沉淀”[4]。

其实,人类从历史中认识自我,寻找教益,帮助思考当今和未来,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它深刻地教导我们,在研究问题时不要割裂现实与历史的精神联系。克罗齐在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时候,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在于它的当代性。而《政治文化》一书的目的则是要解决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是怎样影响现在的,过去在现在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运用社会学中的“历史记忆”理论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历史记忆”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研究对象不是过去的事件,而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即对历史事实的社会建构。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不是那些“确信的事实”和“真实的事件”,而是那些具有重大社会意涵的历史事实是怎样被个体和群体所理解、接受,并反映在社会记忆中的。在代代相传的记忆中,各种事实、现象、思想和传说,有哪些保留下来,有哪些被驱逐出去,还有哪些在历史进程中被改变?而这些保留、遗弃和塑造又是如何影响社会现实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记忆的社会视角开始凸显。

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5]。他认为纯粹的个人记忆是不存在的,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个人记忆必须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实现。哈布瓦赫强调的是一种和谐统一的集体记忆,但是人们记忆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的,对于同一段“过去”,不同时代的人不可能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在同一社 会中,不同的人群对记忆进行争夺,因为这是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来源。主流文化“掠夺”记忆资源,而非主流文化则通过保留自己的记忆进行抗争。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学者对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记忆、记忆的争夺、民间记忆以及对过去的工具化塑造进行了多领域的分析。

《政治文化》一书将这种视角引入俄罗斯政治文化研究,并且以“过去映像”(образпрошлого)与“政治文化”相勾连,纵向探讨“过去映像”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具体影响及其在当代政治文化中的体现。

作者对“过去映像”的定义是:“‘过去映像’是为适应当代要求而对过去进行信息沟通的模式,是从过去事实中生发的信息沟通派生物,是在公共信息环境中挖掘和展示过去的结果。”[6]作者强调,“过去映像”这个概念是与政治文化中的中心语词“倾向”(ориентация)对应的。目前“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已经被广泛使用,但很难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阿尔蒙德在解释“政治文化”时直接将它视为一套“倾向”结构:“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需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作为,而且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我们把这些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称为政治文化。”[7]很明显,这里“政治文化”也就是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行动倾向,它更关注政治产生作用的心理结构而非政治系统本身的结构。心理结构,包括信仰、习惯、成见和价值观等是在沟通中体现出来的,并因此而在政治中形成一个信息-象征空间。这个空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要求相对的稳定性,比如对某种价值的基本信念、一种素来的希求等。这就要求不仅要从当前的立场去看待,也要求回溯过去,从与之关联的“历史映像”进行考察。为此雷蒙·阿隆甚至专门提出了“政治系统的历史环境”这一概念[8]。

政治文化有“变”与“不变”之处,反映了它的可塑性和 稳定性,也反映它的现实性和历史性。由于历史积淀,每一种政治文化都具有保持其系统架构稳定的结构,即一些学者致力研究的“深层结构”。但是政治文化又具有对政治现实的适应性,需要在变化了的时空环境中不断重新自我组织、自我评价、自我解释和沟通交流,因此新的政治文化现象总是在对旧现象的“改装”中加以继承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民族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认同”,之所以至今未能很好

地得以解决,就是因为旧的文化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装”,还不能适应已经发生剧变的现实。因此,作者在以“过去映像”研究俄罗斯政治文化时展示了两 个维度:第一,过去和既往事实对当代的“倾向”有着特别意义;第二,文化通过回溯过去和重新建构可以对社会群体的控制产生出新的方法和机制。为了在这两个维度中展开研究,作者采用了比较的方法,通过对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政治文化深层结构的不同以及国家对“过去映像”塑造方式的不同,来揭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独特性”。

“过去映像”是“人为建构”的。“先辈”形象的塑造、社会文化继承性的形成都是人为的过程,是当代征服过去、使其附属于现在的过程,与其说是为了记忆,不如说是为了再造记忆。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传统的发明”一样,“‘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9]“过去映像”在那些历史保存完整程度低(物质和心理方面)、对传统的理解比较偏激的国家政体中影响力最大,因为在政治中起决定意义的往往不是制度,而是政治文化中的信息-象征(如话语、形式、象征和仪式等等)。这就引出了“过去映像”的第一个特点——公共性,它是为了具有社会意义而被构建的。“过去映像”是一种集体记忆,而不是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也不是个体记忆的总和,它是按照政治文化的“标准性”建构的。其次,“操纵记忆”是在形成“正确导向”的目标下进行的,因此它是由精英所代表的权力主导的,如康纳顿所言,“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10]。其目的一是为了建构“社会团结”的基础,二是为了维持政权的合法性,使社会大众保持对政治系统的忠诚度。因此,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工具性。

每个时代都会像采集马赛克一样选择性地拾取“过去映像”,使其作为历史存在于社会意识中;但是在社会发生变动的影响下,这些马赛克散落于地,被重新

采集、“组 装”。这也说明了历史的某种惯性和常态。而在俄罗斯,这种状况尤为典型。这也促使作者从“历史记忆”中去挖掘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

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

政治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精英文化,它有着深厚的土壤,滋生在社会群体之中。在论述俄罗斯民族心理,别尔嘉耶夫将其概括为:“对我们自己来说,俄罗斯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俄罗斯是矛盾的,是二律背反的。俄罗斯精神是任何学说无法解释的。”[11]他的论证是哲学的,而不是历史的。但是《政治文化》作者却试图通过“历史映像”,论证这个命题,并以此解释为何俄罗斯虽在文化上更近似于欧洲 类型,但却生长出与欧洲迥异的政治文化。

作者认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глубинныеструктуры)隐藏在“历史映像”背后。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看,它一方面缺乏历史继承性,使历史被间断性所割裂;另一方面,它又以一种独特的“记忆操作”方式形成“俄罗斯式的继承性”。在这个基础上,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特性,诸如矛盾性、极端性、杂交性、专制性、循环性、不成熟性和反历史性等等便相应地得到了解释。

作者将“过去映像”作为分析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一个范式。她认为,对待过去的态度(即倾向)在很多方面决定了一种政治文化的类型。从“过去”-“现在”、“传统”-“现实”中可以反映出某些稳固的社会价值,是社会用来进行自我解释的重要象征和方法。与欧洲国家对待过去的态度截然相反,俄罗斯对待过去的态度是否定性的。就像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我们放弃了历史的包袱,更加自由,这是一个绝大的优点。”“我们没有历史负担,因为我们的历史空洞贫乏,非常有限。像莫斯科沙皇制度或者彼得堡皇权等东西,我们是不可能热爱的„„要在它们中寻找另一个未来的萌芽,但需要尽力摆脱它们,就像摆脱襁褓。”[12]从俄罗斯历

史来看,俄罗斯专注于欧洲的新事务、 新技术、新制度,不断地以西化来“重建”社会、“重建”自己的过去,但它的态度却是功利性的。它虽然经历了基督化,却没有宗教改革;进入了启蒙时代,却没有被启蒙。在精神结构上它始终与欧洲保持了较大的距离。它的核心症结是没有历史性地看待时间,没有珍惜自己的历史遗产。传统的历史时间是线性的、连续的,诞生于欧洲文化内核。欧洲社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对历史的积极态度,但在俄罗斯,过去-现在-未来的连接却是极不牢固、极其脆弱的;过去和将来一样,完全不属于现在。在俄罗斯,新的社会文化形式总像是无源之水、无根 之木。新的社会形式不仅仅是在象征上否定过去,而且还要彻底消灭它的肌体。因此每一次社会变革总是伴随着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对于这种割裂继承性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俄罗斯人生活在一个记忆分散的、断裂的、无系统的世界中。俄罗斯的现实不需要这样的过去,不愿意回忆、保存以及借鉴。斩断过去最为决绝的莫过于恰达耶夫,他要决裂的俄罗斯世界既是一个物质匮乏之国,又是一个精神贫瘠之邦。

“过去映像”的负面性促成了他看待过去的态度。对于这种心理结构,作者在第一章中就进行了社会心理学分析,认为它来自于对过去的“创伤性体验”。每种文化都蕴含着一种疗伤的力量,其中之一便是“过去映像”。通过对“过去映像”进行再造,社会从过去中解脱出来,摆脱创伤。

“过去映像”便担当起一种社会保护和适应功能,为社会提供保护和补偿机制,使悲剧性的经验重新被并入到共同的、经建构了的历史中。保护和补偿有各种体现:压制、遗忘以及“生物性”反应,而遗忘则是对过去的根除。作者比较了俄罗斯与欧洲对待创伤经验的态度。例如二战的创痛体验——暗淡的战争景象、强制劳动、持续的饥荒——基本上被“驱逐”出俄罗斯社会的记忆,而且直到现

在都没有重建。与此同时,官方采取了一种将战争英雄化的措 施,用卫国战争胜利的统一映像替代了战争中的恐惧、沉重和耻辱,以此与过去“达成妥协”,充实和美化现在。因此,一个全新的、经过修整了的“过去映像”不仅愈合了上层,也愈合了底层的创伤。作者在分析了“战争英雄化的记忆”之后指出,这种经过操纵了的“集体记忆”对于俄罗斯当前建立公民社会有害无益。它突出个别领导人的强力形象,漠视普通人的伤痛,除了滋生民族主义和大国崇拜以及“铁碗”崇拜之外,毫无意义,其结果只能是用虚荣满足自己的缺陷。

同样,另一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根据社会学家的调查,苏联解体这个事件的份量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比美国 人小得多,将其视为重大事件的俄国人为39%,而美国人则为47%。无怪乎俄国专家自己也说:“今天对自己历史不够尊重的首先恰恰是俄罗斯人。”[13]在对俄罗斯社会创伤性体验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后,作者得出结论:俄罗斯政治文化中形成了一套集体保护机制,其基础是最简单的无意识反应,但是它要求“割裂”过去——通过歪曲、意识形态化以及加强其神秘色彩等手段。作者同时指出,这种通过“操纵记忆”“战胜历史”的尝试可以取得暂时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将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那时,又需要对“过去”进行操纵。

基于“过去映像”对历史继承性的特殊影响,作者分析了“过去映像”对认同的重要性。一方面,失去历史继承性,就意味着失去历史记忆和“过去映像”。而“过去映像”的最重要的作用乃是参与社会整合进程,增强社会认同。

它是建立社会联系、确立归宿感的一个决定性工具,因此“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并不是形而上的和抽象的,它要塑造的不是“我”,而是“我们”。但是另一方面,需要什么样的“过去映像”以加强认同?作者同样以卫国战争为“过去映像”进行了分析,指出俄罗斯人的认同来源于“米尔”(мир),到后来不断塑

造成一种随大流的认同。社会秩序的“动员”模式将个人融入集体,“我们”拒绝了“我”。在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依附于“米尔”是一种宿命的屈服:俄罗斯人的驯服、消极和抗议都具有“米尔”性、集体性。也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俄罗斯社会建构起“集体意志”(коллективнаяволя),既代表力量,又代表真理。因此,俄罗斯社会中“我们-过去”这个映像展示的是个人价值的低下以及俄罗斯社会世界观的“战争化”倾向。

混乱与秩序

在挖掘了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之后,作者对继承性缺失的后果做了大量的论述,并且从历史的纵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作者认为,由于俄罗斯社会心理结构中缺乏对历史的继承性,其结果是,在社会文化方面每一个新的“现在”都不会觉得自己是过去的延续,“现在”似乎被逐出了自然的时间之流,从而成为某种奇怪的“过渡”(或“中间”)状态。

而这种状态也成为俄罗斯历史的常数,其最大的特点乃是不确定性。但同时,过去在俄罗斯人的世界观中又占据着非常特殊的重要位置,以保证每个“现在”的时代性。过去首先被理解为证明“现在”之存在的象征解释工具。它要让人认同,“现在”需要什么:是沙皇制度、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传统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其他?缺乏与过去的联系以及由此获得的自由往往导致“现在”陷入某种混乱的抉择。而革命便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革命的逻辑是容易理解的:一个新社会机体的诞生预示它应该与过去决裂,与“旧”社会框架的规范、价值和象征体系彻底告别。在决裂的过程中,革命总是准备好一种由象征来支撑的全面摧毁机制。革命时代的语言和文本就可以显示出“过去”与“现在-未来”之间的关系。“旧世界”——“暴力和苦难”、“无

尽的压迫”、“眼泪”、“苦役”,其象征物——“监狱”、“镣铐”、“拷打”、“饥饿”等;而相对应的“新生活”——“人民富足”、“阶级平等”、“兄弟友爱”,其象征物——“朝霞”和“太阳”、“新世界”、“自由之邦”等。通往“新生活”的路径则是——“最后的斗争”、“最后的决战”等。

在这种格局下,由“谎言和黑暗”通往“真理与光明”的道路就是:必须“彻底”摧毁一个世界,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另一个世界。因此,在这个象征的逻辑中革命具有了某种宗教式的意义。

作者指出,俄罗斯具有革命性质的大变革总是与私有财产和其他权力资源以及政权本身的分配和再分配相关联。而这种分配往往舍弃了生产或创造,从而对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为了重建而对旧有文化及其承载的社会阶层进行“清洗”也使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20世纪90年代的变革具有与先前革命同样的性质,社会上一切求简的心理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吞噬了社会的创造力。除此之外,作者还认为,俄罗斯的革命具有另外一个特点,“乌合之众”“集体无意识”的苏醒——野兽般的自然冲动使得个体和社会生活遭到摧毁。但是,过渡状态的混乱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在特别的社会压力之后不可避免地迎来喘息和放松的时刻。这个喘息的时刻被作者称为“反冲”(откат),就是俄罗斯人所理解的“稳定”。

分析了俄罗斯社会“过渡”状态的特征后,作者提出了俄罗斯社会群体自我实现类型:往复型。它由连续的三个阶段组成:平静(停滞)期——社会变化被掩盖的时期;突然爆发期——即极端革命期;反冲期——稳定期。这三个时期紧密衔接,每一个都呈现自己的“色彩”:现代化色彩、虚无主义色彩、传统或“杂交”色彩。在每个向前冲刺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反冲和修养阶段。过去被摧毁后又要以现在和未来的名义进行重建,“过去映像”成为被摧毁的过去的替代,

使现在具有了合法性。在作者看来,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变迁就是这样进行的。不过,在对20世纪俄罗斯的发展过程进行具体历史分析的时候,作者将其简化为“混乱”(смута)与“秩序”(порядок)的循环。

俄罗斯历史上,“混乱”是17世纪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但在这里,作者把它简约为一个绝对的、自足的“单位”概念,指向20世纪成为摧毁旧秩序催化剂的两场革命——1917~1921年的革命以及1989~1993年的革命。

与之相反,“秩序”则是为了消除“混乱”,重组社会,是革命的“反冲”。两场革命均以向秩序“过渡”而告终,前者导向了斯大林秩序,后者导向了普京秩序。在与“过去映像”的关系上,“混乱”意味着对“过去映像”的克服,而“秩序”则意味着对“过去映像”的重塑。作者用三章的篇幅,分别阐释了“混乱”、“秩序”在“过去映像”中的反照以及这些时期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操纵历史记忆来塑造体现自己合法性需求的“过去映像”的。

通过历史的分析,作者认为,俄罗斯现政权虽然以“新传统主义”的面目出现,赋予社会以某种保护和补偿机制,但是它对“过去映像”的再造显示出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某种继承。这种“过去映像”虽然指向传统价值,但是它致力于压制具体的“我”。从总体来看,当代俄罗斯公民对政权的忠诚并非由传统所支撑,而是政治中的信息-象征沟通使然。一方面,俄罗斯大部分居民被置于政治生活之外,合法的政治参与渠道被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封闭,或者社会对政治参与比较冷漠,对当局的决策只是被动地反应。

另一方面,社会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促进了社会对“旧”价值的保守倾向,抹去了“新”的“映像”,从而牵制了俄罗斯现代化的进程。为了整合社会,当局从过去寻找资源,但是“操纵记忆”并不能促进俄罗斯社会加强自我认识,而只是遏制俄罗斯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责任编辑 常 玢)

注释：

[1]作为政治学科的一个分支,政治文化一直是俄罗斯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重点。1989年苏联尚未解体之时俄罗斯学者就已经成立了独立的研究机构“俄罗斯政治文化研究中心”(Цент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культурыРоссии),至今仍然活跃于该研究领域。 [2]反映这方面趋势的著述如:Пивоваров Ю.С.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культура: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очерк.М., 1996;ШестопалЕ.Б. (подред.)Образывластив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России.М.,2000;АхиезерА.Специфика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культурыипредметаполитологии(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ое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 Pro et Contra. 2002.№3;Баталов Э.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культураРоссиисквозьпризмуcivic culture //Pro et Contra. 2002.№3;ГудковЛ. \"Память\"овойнеи массовая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россиян//НЗ.2005.№2-3.等。 [3]ГлебоваИ.И.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культураРоссии:образы прошлого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отв.ред.Ю.С.Пивоваров;Ин-тнауч.информ.пообществ.наукам. -М.:Наука, 2006.

[4]〔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6]ГлебоваИ.И.Указ.соч.с.18.

[7]〔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8]Aron R. De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 P.,1965. p.92.Цит.по:ГлебоваИ.И.Указ.соч.с.15.

[9]〔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传统的发明》,顾杭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0]〔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1页。

[11]БердяевН.А.СудьбаРоссии:Книгастатей.М.:Эксмо, 2007.с.14.

[12]Цит.по:ГлебоваИ.И.Указ.соч.с.15.

[13]Левада Ю.А.От мнений к пониманию: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очерк1993-2000.М., 2000.с.425.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