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徐州地名的拉丁化拼写形态

民国时期徐州地名的拉丁化拼写形态＊翟石磊＊徐

＊＊剑＊

*

提要徐州地理名称拉丁化拼写历史经历了从外国人主导的“他

，形成了英语、法语和汉语拼音构译”逐步过渡到中国人主导的“自译”

成的三种拼写体系和多种拼写形态。其中，在清末民国时期，来自法国的Fou］，随后又有Süchow与其混传教士率先将徐州地名翻译为Siu－tcheou［

用，这一拼写方式被后来的加拿大魁北克传教士所沿用。民国初期，来自英国、美国的传教士将徐州翻译为Hsuchow，Tsuchow，Suchow，甚至直接借用法语的拼写Süchow。如此多样的拼写方式对研究该时期海外涉及徐州的史料带来一定干扰。因此，系统梳理英、法关于徐州的拉丁化拼写演变，对甄别使用外文资料、减少因对译文的误判而造成的错误解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徐州

地名翻译

民国

拉丁化拼写

一中国地名拉丁化拼写历史回顾

16～18世纪，西方世界掀起了“中国热”思潮。大量的中国经典作品

①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课题“国家话语英译的传播竞争研究”（项目编号：

18YJC740137）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中国世界观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

号：18FGJ004）阶段性成果。

②翟石磊，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教授。③徐剑，中国矿业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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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译介到西方，对近现代西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在翻译中国经典过程中，为了方便西方人接受和拼读中国人的姓名，西方的译者便将中文名字转换成拉丁字母，即中文姓名拉丁化，有时候也称为罗马化（Romanization）。比如，孔子被翻译为Confucius，孟子被翻译为Mencius。利玛窦（MatteoRicci）是第一个创建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方案的西方人。1605年，他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书中使用了一套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拼音方案。后来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套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案，人称

①“利金方案”。

1902年，法国远东学院汉学家、传教士顾赛芬（SéraphinCouvreur），是20世纪中期以前最常见的中文罗马字母制定的“法国远东学院拼音”

②时至1906年，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拼写方法。

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会议决定，基本上以英国驻华外交人员翟理斯（1845～1935）所编《华英字典》（1892年，上海初版）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为依据。从学术和文化交流角度来看，以上由外国人制定的各种中国地名拼写“规范”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但地名拼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政治资源，也是国家主权符号，如果把中文地名拼写规范让与西方人来制定，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国家主权完整，并且可能会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因此，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了“国语罗马字”这是一套使用复杂的拼写规则来标识声调的拼写体系，也是较为科学严谨的拼音文字体系，但烦琐的拼写规则不利于广泛推广，故未沿用下来。此外，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等一批学者也尝试制定国语罗马；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和一些苏联语字，即“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言学者一起研究制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拉丁化新文字）。美国耶

③但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些方鲁大学远东语言研究所也推出了耶鲁方案。

案均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最终没有被推广使用。

1958年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该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并用附加符号表示声会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调，是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从1958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邮政式教学中使用。方案公布后，中国的地名全部改用汉语拼音拼写

①②③

：《谈汉语人名翻译的规范问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辛献云

：《顾赛芬〈诗经〉译本研究》，《国际汉学》2015年第3期。刘国敏

：《谈汉语人名翻译的规范问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辛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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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被废除。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采用拼音字母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国务院批转《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采用汉语拼音作为国际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

。“报告”规定：在各外语中上用罗马字母拼写中国地理名称的唯一规范

地名的专有部分原则上音译，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历史地名，原有惯用拼法的，可以不改，必要时也可以改用新拼法，后面加注惯用拼法。已经使用的商标、牌号，其拼写法可以不改，但新使用的商标，牌号应采用新

①此后，联合国秘书处也开始使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名、地名。拼写法。

后续出台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地名管理条例》让《汉语拼音方案》成了中国地名拼写的规范。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用拼音字母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中国对外书报文件和出国护照中的汉语

②人名、地名一律用汉语拼音字母书写。

在中国地理名称拼写标准历史变迁中，徐州的外文拼写也先后经历了传教士自主式拼写、邮政拼音体系规范式拼写和汉语拼音新规范三个主要阶段。研究徐州地名外文拼写历史，同样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现实价值。首先，作为中国历史上非沿海开放城市，徐州的战略地位突出，见证了19世纪末以来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社会转型。其次，徐州地名的拉丁化拼写与国内多个城市存在相似之处，厘清事实对于科学使用海外涉华史料具有重要意义。再次，通过考察徐州地名拉丁化拼写，还可以投射到地方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研究领域，对于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当地城市转型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最后，也是从更深层次来讲，研究以徐州为个案的地方城市名称拉丁化拼写，可以洞察自清朝以来中国地方城市在应对外来话语方面的话语权势问题：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建构，从他者主导话语表达到以我为主的话语自述。这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嬗变。

二徐州地名拉丁化拼写历史

、兵家必争之地的战略定位。清朝末徐州自古以来就有“五省通衢”

年至民国时期，鉴于该地区的区位优势和战略意义，国际社会开始将目光投向这片徐淮大地。徐州地区与西方基督教的历史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明

①《国务院批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②

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的通知》（国发〔1978〕192号）。

：《从中文姓名英译“失范”看中西话语冲突》，《世界民族》2013年第6期。翟石磊、陈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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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而明文记载的徐州与西方社会的接触则肇始

①但那个时期来徐的西方人多为传于法国耶稣会士汪儒望（JeanValat）。

教士，且要么是路过，要么是短暂停留，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约翰·杜威以及北美和英法的宗教人士、参与修建东陇

海铁路的欧洲工程师、美国军政要员、英语国家媒体记者先后来徐。这些西方人通过传记、新闻通讯、书信等方式向海外介绍徐州。

从目前已经发现的资料文献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见证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同时，更加聚焦于徐州的社会历史变迁。这些人从社会经济、百姓生活、文化发展、政治变革、宗教传播、科技工程、人文教育等角度为今天的读者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档案。这些珍贵的文献也成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变革的重要外文资料。但是，由于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并且在不同时期留下关于徐州的记载，因此，对于徐州的拉丁化拼写也常常出现差异。

从整体上看，徐州拉丁文拼写存在不同时期、不同个体的差异性，且英语和法语存在交叉使用又相互区别的使用特点。在阅读历史文献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差异不能有效辨别，常常会出现误解，如将徐州与苏州、宿州、肃州等地区的外文拼写混淆。比如，有学者在《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图书中，在涉及徐州部分，将Suchow全部翻译为宿州，这无疑

②此类问题同样存在是对史实的违背，也给读者的理解造成了严重误导。

于其他类型的文献和地图翻译中。据此，笔者希望从史实出发，以多类型

史料为基础，对历史上出现的徐州拉丁文拼写方式进行梳理，厘清徐州外文拼写变化的来龙去脉，以对今日和未来的徐州国际化历史研究和外宣工作提供参考。

虽然徐州与西方世界直接发生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相对较短，交流的范围也相对有限，但是，鉴于徐州独特的地理区位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徐州与西方之间跨文化互动的深度和广度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自20世纪初以来，以图书和报刊形式系统出版且以徐州为主题的资料较为丰富，区域横跨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内容包括社会、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但遗憾的是，这些资料使用英法两种文字书写，且主要分布在海外图书馆，因此国内学术界对这些史料

①②

：《1918～1955年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在徐州的传教过程初探》，《国际汉学》第李晟文

14期，2006年。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Ⅳ），北京时沈弘

代华文书局，2016，第1262～1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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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和使用极为有限。这些资料在徐州称谓方面使用的拼写也是存在多种形式。依据已发现的徐州英法文献资料的媒介形态、内容、语言、作者身份等进行划分，徐州地名的拉丁化拼写大致呈现以下几种形态。

（一）Suchow和Hsuchow交替见诸海外发行的地图、明信片等之中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行了一张主题为中国传统城墙建筑的明信片，图片分为上、下两幅。上图是多名身着欧美服饰的男女游客站立在徐州古城墙的西城门前，并配上英文Ourfirsttriptotheplains.WestgateHsuchow，China（我们第一次到中国平原旅行，徐州西城门）。下图是一位农民在打谷场劳作，配上文字“打谷场以及Yuchow与Kahsien之。据笔者考证，这里的Yuchow与Kahsien应该为河南省禹间的村落城门”

州和郏县。他们将江苏省徐州、河南省禹州与郏县交界地带放在同一张明信片上，最直接的信息就是：图片中的这群美国人在相近的时间内先后到访过这两个地方。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在西方发行的徐州古城墙明信片，也是在英文世界中将徐州拼写为Hsuchow较早的直接证据。

1938年，美国发行世界经典战役纪念系列明信片，“徐州会战”位列其中。该明信片的主题是日军轰炸徐州（Suchow）地区的铁路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对中国战场给予极大的关注。该明信片在关于日军轰炸徐州铁路设施的图片下加注，翻译为中文为：

124/日本人轰炸徐州（Suchow）铁路。1938年1月24日，日军一个重型轰炸机中队对由中国军队防守的徐州城进行轰炸。该城是蒋介石沿陇海线主线路的战略中心。由于徐州位于津浦线与陇海线的交会点，因此，日军在侵占南京之后，就把侵占徐州作为主要目标。在大轰炸过程中，蒸汽机棚、货车和附近的驻军营房都被摧毁。图片展示的就是刚刚被日军炸毁的货车车厢，随处可见的食物和伤亡人员。背景中的佛塔本来是保佑人们免遭灾难的，但也无法保佑这座城市免遭日军侵占。

与徐州古城门的风景明信片相比，这张战争题材明信片对徐州的拼写则使用Suchow，而不是Hsuchow。从英汉语言发音特点来讲，英文发音体系中很难对X与U这一组合进行正确拼读。因此，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人往往采取变通手法，使用S或Ts代替。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对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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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的拼写，很多时候是Tsu。从美国人拼写徐州地名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在不同时代，由于时代背景和个人认知的差异，对徐州的拉丁化拼写也不同。美国人使用Suchow这个拼写模式，应该是受法语拼写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批来自法国和加拿大法语区的传教士来到徐州，并将徐州作为在华传教的重要基地。在法语中，最常见的法语拼写即为Süchow。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详细介绍。

（二）Tsuchow、Suchow和Hsuchow多见诸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日记等资料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著名新闻摄影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For-man，1904～1978）和新西兰作家罗宾·海德（RobinHyde）几乎同时来到徐州前线，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战区声音，成就了特殊时期徐州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经典案例。他们向世界发表了许多关于徐州的新闻稿件，也以多种形式记录下徐州人民抗日的点滴历史。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和探险家，哈里逊·福尔曼的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亚洲、非洲、欧洲……他来到中国后，曾获准参加蒋介石主持的高级别内部会议；他前往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畅谈。后来他根据

①1938年7月5日，他从上海虹口。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撰写《北行漫记》

启程，乘飞机经停南京，去往徐州，最后到达河南开封。在徐州期间，哈里逊通过在天主教、基督教教堂进行实地采访，深入了解在教堂内避难的徐州人的生活情况；他在徐州街道调研，了解“沦陷”的徐州市场物资供应情况；他在徐州周边采访，了解战争期间徐州治安和日军活动情况。在日记中，他不仅描述遭战火洗劫后的徐州城市面貌，还对“徐州会战”进、弃城问题发表观点。在日记中，他使行分析，并就国民党军队“西撤”用Hsuchow来作为徐州的英文拼写。

罗宾·海德，原名艾瑞斯·惠金森（IrisWilkinson），新西兰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记者，新西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罗宾·海德的诸多作品中，以《腾》（DragonRampant）为代表的作品源自她在日本侵华时期的见闻和体悟。今天我们可以读到的相关文献主要来自她当时发表的新闻稿、手稿、后人整理的著作以及她的儿子德里克（Derek）撰写的《艾

①

HarrisonForman，ReportFromRedChina，Michigan：H.HoltandCompany，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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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书。瑞斯的人生》

在徐州沦陷期间，罗宾·海德致力于收集各类战场信息，撰写新闻通

告和日记。1938年7月，罗宾·海德在《今日妇女》（WomenToday）在

、《曼彻斯特卫报》等在内多家西方媒体服徐州期间，为包括《妇女报》

务，担任徐州会战战地记者的职务。她结合自己的徐州见闻，尤其关注日

军袭城、城市居民的生活、伤残军人救助以及在徐外国人等主题，撰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战地日志。在罗宾·海德留下的资料中，Hsuchow是最为常用的表达。这一点她与哈里逊·福尔曼是一样的。

从哈里逊和罗宾·海德的影响力角度来看，他们对徐州的记录往往会成为各大媒体记者、各界学者，甚至政要了解徐州的重要参考资料。因此，他们对徐州地名的拼写方式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在他们的笔下，Hsuchow成为徐州的英文对应词。因此任何阅读他们资料的读者都会形成在国际视野下审视这座中国中等城市的印象，并留下历史记忆。当然，从媒体和出版视角介绍徐州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哈里逊和罗宾·海德。鉴于徐州地区所发生的重大军事行动和政治事件，西方媒体机构通过派驻记者、新闻转载等方式密切关注徐州的社会变化。

徐州会战期间，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荷兰等国媒体记者对此战进行了专题式的跟踪报道，并称徐州会战为世界战争史上的经典战役之一。然而，国内外对于徐州会战的国际视角的研究依然相对薄弱，大量的史料有待进一步挖掘。比如，笔者通过对澳大利亚Trove新闻数据库

②结果发现，Suchow，Tsuchow是该时期最为常见的拼写方式。这些检索，

地名通常与重大事件同时出现，比如BattleforSuchow，BattleofSuchow，

BattleforTsuchow，BattleofTsuchow等。

同时，笔者通过SEARCHPROQUEST.COM数据库，以BattleforSu-chow，BattleofSuchow，BattleforTsuchow，BattleofTsuchow，BattleofXuzhou为关键词，选择“NewYorkTimes”作为检索媒体，时间限定在1938年1～6月，然后进行检索，后对检索结果进行人工甄别，最后选出14篇有效样本。由此可见，Tsuchow，Suchow和Hsuchow是英语世界媒体最常用的拼写方式。

（三）来徐美国传教士记录文献中的徐州拉丁化拼写

美国南方长老会传教士弗兰克·奥古斯塔斯·布朗（FrankA.Brown，

①②

DerekChallis，TheBookofIris：ALifeofRobinHyde，AucklandUniversityPress，2002.https：//trove.nla.gov.au/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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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国时驻徐州时间最久、参与徐州社会生活程度中文名为“彭永恩”

最深的英语国家传教士。他于1876年12月4日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后来经美国南方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最初在泰州，1911年被调至苏北差会徐州传教站工作，直到1949年离开中国。在徐州期间，彭永恩通过为美国教会机构撰写工作报告、抗日战争期间为美国媒体撰写徐州战况文章等公开渠道将徐州介绍给美国，同时通过个人日记①等渠道留下了很多关于——传教士弗徐州的文献记载。而在由其子彭光亮所整理、编写的《遗产—

兰克·奥古斯塔斯·布朗在中国》一书中，Suchow是他们常使用的拼写方

②这一拼写方式与美国南方长老会编写的《中国传教指南》是一式。③致的。

（四）徐州地名拉丁化拼写的法语视角

在诸多关于徐州国际交往史的资料中，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所撰写的各类图书较为系统、全面，因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近代天主教在江苏的传播路线是从江南开始再到江淮最后到黄淮地区，呈现南北传递之势。在近代铁路交通兴起之前，江南传教士主要沿运河北上徐州布教，从而最先到达徐州东部位于运河沿岸的城镇。这些耶稣会士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加拿大等国，其中以法籍耶稣会士人数最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在徐州市区以及沛县、丰县、邳县（现邳州市）、睢宁、萧县（当时属徐州管辖）等多地建设教堂，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一战以后，由于国内支持力量的下降，法国在华传教事务逐渐由加拿大魁北克省天主教会接替。

在徐州地区，法籍耶稣会士艾赉沃（LeopoldGain，又译为利奥波德·盖恩）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于1882年6月7日第一次到徐州，1908年主持设计建造徐州耶稣会堂，后于1911年离开徐州。截至1910年，在徐法籍天主教传教士有17人。1911年，法籍耶稣会士汤义方由上海来到徐州主持教会工作，后于1915年离开，其工作由加拿大籍耶稣会士盛都恒接手。自1918年起，由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派到徐州的耶稣会士总人数达

①

。该日记于1949年2月在上海印刷出版。日记中详比如彭永恩日记《在华最后100天》

细记录了彭永恩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内战”的观察和思考。

《遗产———传教士弗兰克·奥古斯塔斯·布朗在

，非公开出版，2004。中国》

China：QuestionsandAnswersforMissionCircleandBands，Philadelphia：Woman'sForeignMis-sionarySocietyofthePresbyterianChurch，p.19.

）：②〔美〕乔治·汤姆森·布朗（彭光亮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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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传教士70余人，进而形成了以徐州为中心的加拿大在华传教格局。

对徐州地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传教报告、出版研究专著。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徐州地区的历史文化信息，为今日学术研究提供了史料参考。

从当前已经发现的资料可以看出，使用法语拼写徐州主要有两种类型：Süchow和Siu－tcheoufu。其中埃提纳所撰写的《关于徐州府湖团的历史记录：以五段地区为例》（1914）、盛世音的《加拿大人在中国：徐州概况与加拿大耶稣会士传教区》以及法籍耶稣会士艾赉沃基于各种往来书信而撰写的《疯狂的徐州使者，南京的牧师》（1931）等著作使用Siu－tch-Fou］，而兰文田在其撰写的《徐州教区（1882～1931）》和《徐州教eou［

②这些区（中国）：加拿大耶稣会传教区域1918～1954》中使用Süchow。

资料聚焦徐州社会、民俗和宗教文化，形成了最早关于徐州与西方天主教文化交流的文献基础。

（五）徐州的拉丁化拼写的中国视角

民国时期的徐州与国际社会保持着邮政等渠道的联系，这些邮政资料具有官方属性，因此考察历史上的邮政信息对于考察徐州拉丁化拼写规范和中西文化交流很有价值。从当前笔者所收集到的各类与徐州相关的邮件地址和邮戳标识来看，在邮政体系中，徐州的拼写方式主要有：Süchow，Suchow（fu）和Hsuchow。比如，1948年徐州地区发行的一款邮票即标注为：SüchowChina.1948。在该时期，从徐州寄往海外的邮件，很多也采用

③甚至在1948年6月15日宋美龄写给美国南方长老会Süchow或Suchow。

在徐牧师彭永恩夫妇的信件中，Suchowfu也是反复使用的外文表述。在20

①②

：《1918～1955年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在徐州的传教过程初探》，《国际汉学》第李晟文

14期，2006年。

这些图书包括：（1）tienneZi［Xu徐］（埃提纳），Noticehistoriquesurlest'oan团oucer-，clesdeSiu－tcheoufu（徐州府），particulièrementsurceuxdudistrictdeOu－toan五段［M］

Chang－hai：ImprimeriedelaMissionCatholique，1914.（2）douardLafortune（盛世音）.CanadiensenChine：croquisduSiu－tcheoufou：missiondesjésuitesduCanada［M］，Montréal：l＇Actionparoissiale，1930.（3）LePéreL.Gain（艾赉沃），aptreduSiu－tcheoufou，vicariatdeNan－King［M］，Chang－hai：Impr.del'OrphelinatdeT'ou－sè－wè，1931.（4）RosarioRenaud（兰文田），Süchow，DiocèsedeChine，1882-1931［M］，Montreal：LesEditionsBellarmin，1955.（5）RosarioRenaud，LeDiocèsedeSüchow（Chine）Champapos-，Montreèal：Bellarmin，1982。toliquedesJésuitescanadiensde［M］

③

见发行于1931年的航线开通纪念封：国内航空纪念，南京—北平。途经徐州、济南和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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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40年代徐州邮政系统所使用的邮戳中，也会使用Hsuchow作为外文表述。这反映出那个时代外文地名拼写相对混乱的状态。

三对于徐州地名拉丁化拼写历史进程的评述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在采用汉语拼音标注中国地名之前，徐州城市的

①只是这些表述的使用名称的罗马拼写方式还有Hsu－chou和Hsü－chow，

频率不是很高。同时，在外文资料中，由于当时徐州政府驻地位于徐州市铜山县，徐州与铜山（Tongshan，1912～1945）的名称也会交替出现，实质上指向同一个地方。综合以上文献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历史上徐州的外文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见表1）。

表1

法语英语

徐州地名拉丁化拼写汇总（英、法文）

SüchowTsuchow

Suchow

Süchow

Siu－tcheou［Fou］

Hsuchow

20世纪以来形成的徐州地名拉丁化拼写多样性，既表明了徐州与西方世界跨文化交流的多阶段性和多层面性，也显示出中国在整个进程中的被动性和话语权缺失问题。

首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徐州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缺乏统一的语音转译标准，造成了翻译的混乱。这一现象与外来词汉译所遭遇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语和汉语的音节数量、音节组合方式存在不对称现象使得其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应音素，而进行音素一一对应译写时必须对原外

②因此，当来徐西方人以拉丁语音素进行必要的替换处理，即音素替换。

语拼写方式转译徐州地名时，他们更多从自身拼写习惯、所代表组织或机构的既定翻译方式出发，故而形成了同一个语言体系、同一个国家范围内翻译的不一致性。

其次，民国时期来自新西兰、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人士对徐州认知的知识源存在多样性。来自法国和加拿大魁北克法语区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对徐州的认知具有高度一致性，体现出其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特点。这些耶稣会士在来徐州之前都接受了相关知识教育，形成了对于徐州

①②

Twitchett，Fairbank，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5：TheSungDynastyandItsPre-cursors，960～1279AD，PartⅠ，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p.1042.：《外来词音译汉化研究》，《外国语文》2019年第2期。刘祥清

146民国研究（2019年秋季号总第36辑）

Fou］的一定认知。比如，从法国派驻徐州的传教士一般使用Siu－tcheou［来指代徐州，而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则更多使用Süchow。这与英语国家的来徐人员不同。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来徐州人员对徐州的新闻报道使用多种拼写方式，说明其缺乏必要的参照标准和协调性，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特征。这些多样拼写也更容易造成国际读者的迷茫。

最后，比较英法两种语言拼写方式，可以看出法语拼写对英文拼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法语中的Süchow逐渐为美国人所接受，并且经过略微变化，形成了Suchow。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宗教人士的文献记录中，同时体）和邮政物品（比如明信片）上等。现在新闻报纸（比如《纽约时报》

四结语

从中西交通史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徐州地名拉丁化拼写演变对于中国地理名称拼写历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作为苏鲁豫皖交界处的中心城市，徐州凭借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而持续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很多时候欧美人通过学习历史或阅读历史文献，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地方历史和文化形成一定的认知。由于存在拼写体系的差异，他们常常会感到混乱。笔者曾经与不同背景、年龄且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外国人就此问题进行交流，结果发现他们对Peking和Beijing、Shanghai和ChiangHai、Canton与Guangdong等都存在不确定性。这些国际化大都市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但依然在外国人那里形成了理解上的偏差，对于中等规模的徐州市而言，国际认知的挑战性也是不言而喻的。相信很少有外国人能够将Tsuchow和Xuzhou等同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样的问题，解释了可能存在的历史名称翻译中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