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拉一点也无妨

拖延28天，终于手打出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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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ear N，若不是你说Kindle看图不方便，我这个拖延症患者绝不愿意亲手敲出一本书给你看…=///=）

东云

第一章 待办事项清单

早在好几个月前，我就想写这篇文章了。为何我终于动了笔？是因为我终于有空了吗？非也。我有学生作业要批改，有教科书订购单要填，有一份国家科学基金的申请要审阅，还有一堆论文初稿要读。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正是为了不去干那些事！这就是我称之为“结构化拖延法”的精髓之所在。我发现，这项了不起的策略能令拖延者们化身高效能人士，使他们因高产和善用时间而备受众人的尊敬与崇拜。

［好吧，起码算我“重新发现”的吧。1930年，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为《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撰写了一篇题为《成事要诀》的专栏文章，在文中他写道：“只要某件工作不是某人当时本该做的事，不管工作量多大，他都能够完成。”如其所示，本奇利已然认识到了这项基本原理。而且我估计，肯定还有其他同他一样身为结构化拖延者、想法深邃的思想家也发现了这一点。待我回头再作些深入研究吧。］ 每位拖延人士，都会把必须要做的事情往后拖。结构化拖延法则正是一门关于如何利用这一消极特征、让它为你服务的艺术。在这个概念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拖延不等于两手一摊，什么都不做。爱拖延的家伙们极少什么都不做，他们的确会做些略微有用的事，比如做做园艺啦，削削铅笔啦，画个重新整理文档的简图以便自己有空时去收拾啦什么的。为何拖延者们愿意做这些呢？因为做了这些，就可以不去做那些更重要的事。而如果他们的待办事项里只剩了“削铅笔”这一件，那么天底下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促使他们拿起削笔刀了。拖延人士完全可以积极有效地处理一些有难度、时效性强的重要任务，只要他们可以借此逃避去做更重要的事。

结构化拖延法正是利用了拖延者的这种心态，为某人必须完成的那些任务梳理出一个结构来。你把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按重要性列个清单，在脑子里想想也行，或者专门写下来也可以。你甚至可以称之为自己的“优先级清单”，把看起来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排在最前头，但也要有些其他值得一做的事位列其后。于是，完成后边这些任务，就变成避免去做清单最上方的任务的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排列得当的任务结构，拖延人士就变成了有用的人!事实上，他们甚至还能像我一样赢得“做事高效”的好名声哩。

我把“结构化拖延法”演绎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回，就是同太太一道在一栋名为“索托楼”的斯坦福学生公寓里担任“公寓指导老师”（resident fellow）的时候。每到傍晚，尽管有学生作业要批改，有教案要准备，还有委员会的事要处理，我还是会走出我们紧邻公寓楼的小屋，跑到学生活动室里去跟住在那儿的同学打乒乓球，或是去他们的房间里侃大山，或者就只是坐在那边翻翻报纸。于是我因此赢得了美誉——大家都觉得我是位很棒的公寓指导老师，像我这种愿意花时间跟本科生们打成一片，并去了解他们的教授级人物，还真是举校罕有。我这么安排还不赖吧——打打乒乓球就不用去做那些更要紧的事了，还能赢得一个“契普斯先生”契普斯先生（Mr. Chips）的美名。

拖延者们往往采取完全错误的做法。他们尽量少向别人作出许诺，还以为如果自己手头上只有几件事要做，他们就能改掉拖延的毛病，顺顺当当地把事做完。可这完全违背了拖延者的基本天性，也破坏了他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根据我之前下的定义，清单上那寥寥几桩任务将被归为最重要的级别；那么避免去做这些事的唯一选择，就只剩什么也不做了。这可是一条沦为无所事事的“沙发土豆”（而非高效能人士）的不归路啊。

看到这里你或许会问：“清单最开头的那几件重要任务怎么办？永远也不做了？”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问题。

诀窍就在于，要为优先级最高的位置选对任务。最理想的备选任务有两个特点：第一，

它看似有明确的截止期限（但实际上并没有）；第二，它看似重要得不得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幸运的是，这种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大学里的绝大多数工作都能归入此类，而且我敢肯定，大多数其他大型机构里的情形也是一样。

就比如在我目前的任务清单里暂列第一的这件事吧，是要为一本讲语言哲学的著作写一篇点评文章。这东西本该在11个月前就写好的。为了不去写它，我已经完成了不计其数的重要事务。几个月前，出于愧疚，我给编辑写了封信，对人家说我实在太抱歉啦，这么晚还没交稿，同时也表达了我准备动笔的良好愿望。当然了，写这封信本身也成了我先不去琢磨那篇文章的一个理由。可结果呢，我也并没有比其他作者晚交多少。再说这篇文章到底能有多重要？也并没到登峰造极、无可匹敌的地步嘛，所以比它更加重要的事总归还会冒出来。于是到了那时候，我就会开始动笔的。

另一个例子是填写教材订购单。我写这篇文章时正值6月，10月份时我要开一门认识论的课。我已经错过了书店要求提交订书单的最后期限。

有了这样一个日渐紧迫的截止日期，这件事很容易被当成一项重要任务（我得对你们非拖延人士指明一点：截止日期总是在被拖过一两周以后，才会真正让人开始产生紧迫感）。我几乎天天收到系里秘书发出的提醒；学生们有时也会问我，新学期要看什么书；而那张还没填写的订购表，就不偏不倚地躺在我的桌子正中，压在空薯片袋的底下。这件事在我的清单上几近顶端，弄得我心烦意乱，激励我去做另一些也算有用却没那么重要的事。不过实际上啊，书店已经接到了大量没有拖沓恶习的老师们填好的表格，正忙得不可开交呢。只要我把自己这份赶在仲夏之前提交，时间就应该刚刚好。我都盘算好了，要从办事效率颇高的几家出版社那儿订几本大众熟悉的著作，我一向这么干。毫无疑问，从现在到（好比说）8月1日之间，我肯定还会接到某个更重要的任务。到了那时候，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可以动手填这份表格，以免去做那项新任务。 读到这里，善于观察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实践结构化拖延法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骗的。因为你得对自己用上一种“金字塔式传销”的招数，才能保持高效状态。一点没错，你要为那些夸大重要性、虚设截止日期的任务投入自己的精力，同时还得让自己相信，这些任务的确既重要又紧迫。这都不是问题，因为说到底，所有拖延人士都拥有一流的自欺本领。何况，还有什么能比利用一种性格缺陷去抵消另一种性格缺陷的负面影响更高贵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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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拖延与完美主义

如果你是个结构化拖延者，你多半会在心里把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之内要做的事情列一个单子，有些人甚至还

现在你已经读完了第一章。不出我所料的话，你已经认识到，尽管自己做事爱拖延，但你是一名 已经完成很多有价值的工作的结构化拖延者。于是你不再瞧不起自己了。但你也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轻这拖延的毛病。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会告诉你几条有用的建议。

我收到过一封内容有趣又极有见地的读者来信，来自一位读过前面那篇谈及结构化拖延的文章的女士。就让我称她“伊小姐”吧。伊小姐经营着 一家皮具服饰公司，同时在写小说。她在电邮里写道：

我想感谢您写的那篇文章。我的未婚夫和我都是拖延者。他把您的文章发给了我，我简直不敢相信，您写到的那些东西，我是多么熟悉啊！由于我无法坚持完成好多任务，或者说，是我故意选择不去做吧，我一直忍受着强烈的负罪感和情感折磨。因为我知道自己完全有能力做成那些事，但出于种种原因，我就是不去做。我将此归结于自己对失败的恐惧——如果我不去完成任务，就 不必遭受拒绝和面对挫败；而一

旦我完成它，其成果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受我自己个人价值判断的严格把关。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我最大的困扰就是 如何通过自己这一关。

我有一本小说三部曲没写完，皮具服饰公司的订单还没填，一张有待开始录制（并完成）的唱片小样、一部绘本小说、还有无数的插画和素描没有动笔。我总是去干别的小事，比如把画笔洗干净分类放好，整理电脑空间以便腾出地方来储存那个尚未开始的音乐项目，设计好小说的章节并为其中的人物及情节写下好长好长的概要……因为这些事让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就要开动起来了。我甚至还给一些冉冉升起的乐队写了信，跟他们说我正在录制小样，这也是设法给自己定个目标，还有一个完成任务的确切日期吧。可人家回了信，说这消息令他们很兴奋，期待听到我的样片。而这只是加剧了我的恐惧感，令我更加不敢开始，也害怕随之而来的拒绝。

我的拖延症是如此病入膏肓，以至于我不愿对任何人作出什么计划承诺，因为我知道自己肯定会 让他们失望。所以我只敢让自己失望——总是避开重要目标，只做不太重要的事。您在文章里写到的现象跟我太像了。得知其他人也可能会这样，令我非常震惊，甚至哑然失语。在自我激励的领域里，从不曾有人以这种方式，让我获得了自我理解。

非常感谢您。

伊梅尔达伊小姐是一位极富洞察力的拖延达人，因为她发现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但二者孰先孰后？是先有拖延呢，还是先有完美主义情结？我认为，是完美主义导致了拖延。我之前一直没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关联，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个完美主义者。许多拖延人士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完美主义情结，原因很简单：我们从来也没干过什么完美的事啊，就连接近完美的事也没干过。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们，我们将某件事做得完美无瑕，我们自己也 从没这么觉得。我们误以为，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要经常或有时，或者最起码也得有那么一次吧，表现得很完美。但这是对“完美主义”基本概念的误解。

我所说的完美主义，完全是停留在脑海里的幻想层面的东西，而非真实状况。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吧。有人找我办件事——比方说，一家出版社请我评审一部书稿，看看它值不值得出版，如果值得出，在哪些方面还能做些改进。我接下了这个活儿，或许是因为出版社答应免费送我几本（我以为自己会看的那种）新书吧。

于是，我马上切换到了幻想模式，我想想自己正在写着一份精彩绝伦的审读报告；我想象自己全面而深入地阅读了手稿，给出的意见鞭辟入里，大大提高了作者的写作水准；我想象出版社编辑接到我的报告后感叹道：“哇哦，这是我有史以来拜读过的最好的评审意见！”我想想自己的报告百分百准确、百分百公正，无论对作者还是在出版社，都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为何我会生出这些幻想？天知道！又或许，我的心理医生知道吧！没准是我小时候的到来自父亲的称赞不够多；没准是那时候我（毫无疑问，偶然间）干了件特别漂亮的事儿，被他狠狠表扬了一番；也可能，这种幻想根本就是遗传的。不过我们这本小书，充其量只是个由若干步骤构成的实用指南，可没打算搞什么精神分析（第一步是阅读之前这一章《结构化拖延法》；现在是第二步；如果我还能琢磨出其他的步骤，会将它们写进后面的章节里）。所以呢，我们就别去操心“为什么”的问题了；关键在于，如果你是一名拖延者，那种普普通通、平凡无奇的拖延者，类似的幻想很可能也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

这就是我所说的“完美主义”，它不在于你真的做了什么完美（或是接近完美）的事，而是要借用手边的任务来满足自己的白日梦，让你幻想自己把事做的十足完美——或至少是极为出色。

对于完美结果的幻想是如何导致拖延的呢？做到完美可不容易（最起码，我猜它是不太容易吧。或许有一天，我也能完美地做出件什么事，到那时候我就能确定了），你得需要时间吧，而且还得做足准备。显然，为了审读这份书稿，我得把它细细读一边。这得花上几个

小时。我还希望跳出稿子的，读读作者援引的参考资料，确保作者的观点正确中肯。有几位我很崇敬的哲学家就是这样写书评的，给人的印象深刻级了。要想这么干的话，我就得去泡图书馆。实际上，如今你用不着真的跑到图书馆去。这种东西在网上多着呢——只要你知道怎么查。不幸的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个叫做JUTOR的东西，能在线查到大量的学术期刊。如果你在斯坦福校内工作，在图书馆里就可以登录，可要是在家里也能用上这东西就好了，因为我为了写这份审读意见，可能要熬到很晚。而要想在家里使用JUTOR，你得先安装一个叫做“代理服务器”的东西。我最好搞明白这东西怎么弄。

几小时过后，我结束了对代理服务器安装方法的研究。基本上，“结束”的意思就是，我投降了！每次我以为自己把这玩意装好了，但它却还是没法用，甚至搞得电脑黑屏。可就算我确实把服务器搞定了，有一件事我也不会搞定——动笔写审读报告我会拿出足够多的时间来，把全书浏览一遍，形成一个自己的观点，可我不会完成这份报告，甚至不会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最后我会觉得的自己就像个笨蛋，毫无疑问。

然后呢？然后我就干别的去了。极有可能是，书稿渐渐湮没在各种便条、信件、空薯片袋子和一沓沓文件的底下。东西在书桌上堆积起来（请参看有关“平摊型”的第六章）。然后，大约过了六星期，我收到一封出版社发来的邮件，编辑问我几时能够拿出审读报告。要是她之前跟我打过交道，这封邮件就会在我所承诺的日期到来前的一两天发给我；而如果她此前没跟我合作过，就会在期限过后的若干天才发到我手上。

现在，我终于着急慌忙地动手了。我的幻想也随之换了情节：我不在想象自己正在奋笔疾书全天下最棒的审读报告。我想到的是，有个女郎正坐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位于纽约的办公室里。她曾保证能够拿到那份书稿的评审报告，而如今却两手空空地去参加编辑会议。

“我很抱歉，”她对老板说，“我相信了这个斯坦福的家伙，可他说话不算数。” “不必说了”，她的老板回道，“你被炒了。”

“可我家里还有三个年有的孩子，我先生还待在医院里，我们的房贷也到期了……”她恳求着。

“很遗憾，”他回答，“但我得为公司的利益考虑。” 我想想自己跟这位女士见了面，她狠狠瞪了我一眼。“是你害我丢了工作！”她说。 然后，就轮到作者了。没准，他能否拿到大学的终身教职，就取决于这本书是否被同意出版。也许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一部当其作者的任命决定接受权衡只是却被我搁在案头无人问津的杰作。或许有一天，整个哲学界都会知道，这位理当拿到聘书的可怜人之所以没能获得终身教职，就是因为约翰·佩里捂着稿子没有看——就像物理学期刊的编辑毙了爱因斯坦早年的论文一样（我不确定是否果有其事——我是打算查查来着，可还没抽出空）。

到了这份上，我在桌上堆着的文件、杂志，未拆的信件里翻找，一阵恐慌袭上心头：难不成我把书稿弄丢了？我不得不再跟出版社要一份吗？是否应该扯个谎，说我以为自己已把原稿随书评一起寄回去了，但它肯定恰好装在了那只被抢匪掳走的公文包里？——喔，找到了。我花了几个小时读完它，写了一篇很是过得去的报告，然后把它寄了出去。

现在，咱们来分析一下事情的过程。首先要注意的是，鉴于我是个结构化拖延者，我借着这份报告做成了好多其他事。比如说，我可能把代理服务器给设好了。要是哪天，一位同事郁闷地说：“我很想在家里用JSTOR，可我不会设置代理服务器。”我就能洋洋自得地答道：“噢，我家那个是几星期前弄好的，好用得很。”“你竟然还能挤出时间干这个？”他满怀崇敬地问。我没有回答，得意之情却溢于言表。

其次，拖延是个允许我对自己网开一面的理由：对于一件无需做到完美的任务，就不去苛求完美了。按理说只要截止日期还远，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去图书馆，或是在家熬上一整夜，为这部书籍写出一份深刻、博学又完美的评论，担当截止日期近在眼前的时候，我就没工夫追求什么完美了，我的坐下来，写一篇不够完美但足以交差的文章。在我的幻想中，完败的

惨状代替了完美。于是我终于动笔了。

到头来，结果都还好。我完成了审读，时间也不算太晚，编辑抱住了工作，书稿得以出版（或没有），作者拿到了聘书（或没有）。的确，那份报告不够完美，但也足够好了。所以，结构化拖延法看起来还是很管用的嘛。

可问题是，我们还能做得更好一点吗？这些关于完美主义的幻想，浪费了好多人的时间，也引起情绪上的振荡。我们能否避免这些呢？如果我立马就坐下来，花上四五个小时准备书评，那么出版社编辑、作者还有我自己都能省不少事，只要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允许自己交出一份不那么完美的答卷。有什么办法能帮我们做到这一点吗？

嗯，我认为办法是有的，不过这需要我们拿出一点自律精神来——不用太多，一点就够。想要控制住自己那些关于完美的幻想，你需要做的就是我所说的“任务验伤选择”（task triage）。“验伤选择”（triage）这个概念，最基本的意思是根据紧急程度进行分类排列，最常见的使用情景是在战场上、自然灾害现场或拥挤的急诊室里，当初期医护人员做治疗决策时。医务人员要决定哪些伤员已无存活可能，哪些人如果得到立即救治还能活下来，哪些可以加以安抚，稍后诊治。其实，我所说的决策方法跟这个概念并不是那么相似，但我就是很喜欢“任务验伤选择”这几个字的读音。或许，咱们可以把拒绝某项任务看做对它见死不救。有些事情先放一放，问题倒也不大，但对于大多数任务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你着手做的时候，心里要有数：做到“蛮好”就可以了，或许比“蛮好”再好一点儿，但是犯不着追求完美。你必须养成习惯，接下一件任务时就逼着自己分析一下，看看“不那么完美”的代价有多大，好处又有多少。你必须问问自己：把这件事做到完美无缺，有多大意义？比起“蛮好”的结果，“完美”会更有用处吗？比起“一般般”又如何呢？你还得问问自己：在这件事上，我真愿意做到完美无瑕的可能性有多大？结果完美与否对我来说有多大区别？对别人呢？

答案往往是“没那么完美”也就够了，而且，反正我心里本也打算也就做到这个程度。所以，如今我允许自己哪怕把事情做得比“完美”差一点点，也不要坐等任务过期。也就是说，不妨现在就开始做（或者，顶多拖到明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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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待办事项清单

如果你是个结构化拖延者，你多半会在心里把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之内要做的事情列一个单子，有些人甚至还会把它写下来。清单的第一项是一件看似极为重要的事情，激励你去做底下那些看起来没那么重要的事。但是说实话，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那件事并没那么关键。这就是我所说的“次序清单”。单子上都是比较长期的任务，会占用你一天、一周、一个月，甚至更长，没准它还要花掉你一辈子——如果你的清单开头写的是“学中文”的话。

这一章里我要说的是另一种清单：当日待办事项清单。很多拖延者们都用这个办法。你或许认为，这张清单的目的就是提醒你要做哪些事情。它的确有这个功用，可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用途。当日待办事项清单的主要功能是，让爱拖沓的家伙们每做完一件事就可以把它划掉。在某一条事项旁打个钩，或是潇洒地大笔一挥把它删掉，会让我们在心理上轻松一点。这个动作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行动派，很能干，不是懒骨头。这让我们有了心理上的动力。

你可以在电脑上做这个清单。实际上，很多程序和网站都有挺不错的清单格式可以用，比如Outlook，Gmail，LazyMeter.com。但这些都不是最理想的，因为你把一件任务勾掉之后，它就悄然无声地消失了。如果能在任务底下重重地划一道红线，还伴随着胜利完成的“唰唰”声，那就满足多了，可我至今还没找到有这种功能的程序

我在上床睡觉前会列个清单，放在闹钟旁边。清单是这样的：

1. 关掉闹钟； 2. 别按“小睡”按钮；

3. 起床； 4. 去浴室； 5. 别回来躺下；

6. 下楼； 7. 煮咖啡。

等到我手捧一杯咖啡坐下，我已经做完了七件事。感觉真好，真了不起，我的一天在飞一般的神速中开始了。做这些事我无需提醒，可我的确需要有人拍拍我的肩膀，称赞我一下。要得到这种成就感，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列个清单，这样我就可以把完成的任务划掉了。 把大任务拆成小块，每完成一个就鼓励自己一下，这个做法是很有理论依据的。《道德经》里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在罗伯特•莫勒（Robert Maurer）的著作《改善之道》（One Small Step Can Change Your Life：The Kaizen Way）中发现了这句引文。“改善”是源自日本的一种哲学思想，指的是通过小小的、可执行的步骤，日积月累，取得持续不断的改进。如果你说你正在实行“改善之道”，而不是简单一句“努力让自己少拖沓一点”，这听起来就像你在某种武功心法，多酷啊。

结构化拖延系统也有分崩离析的时候（这种情况极少，但非常吓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那件你避而不做、鼓励你不停去做其他事情的大任务必须要完成了。此时你要做个极为关键的动作：把宏大的、令人望而却步的大任务拆分成小的、没那么吓人的任务。小说家安妮•拉莫特（Anne Lamott）在她写给作家们的书《一只鸟接着一只鸟》（Bird by Bird）中这样写道：三十年前，我哥哥十岁。他要写一份关于鸟儿的作业，他原本有三个月的时间，却一直没有动手。到了交作业的前一天……他坐在厨房的桌子前，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桌子上满是活页纸和铅笔，以及那些没拆开的讲鸟类的书。工作量太大了，他手足无措，不知该从哪里做起。父亲在他身旁坐下，搂住他的肩膀，说道：“一只鸟接着一只鸟，孩子。先从一只鸟开始，然后是下一只。”无论面前的任务是大还是小，是罕见的难题还是日日重复的劳役，把它拆分成没那么困难的小块。一只鸟接着一只鸟，必要的话，就一个翅膀接着一个翅膀。这样一来，你的每日清单会变得相当详细。一旦完成清单开头的几项简单任务，你就会有一种流畅的成就感。这张清单里应该包括“要做”，也包括“不要做”。比如说：

8. 倒第二杯咖啡；

9. 在桌子旁坐下，不要窝在沙发里；

10. 打开电脑； 11. 不要看邮件； 12. 不要上网乱逛； 13. 打开WORD文档；

14. 找到“达米特书评”那个文件夹，打开。

这就是我今天的任务清单。我成功地做到了“打开WORD文档”，然后点开了“达米特书评”。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写了一本命题宏大的小册子，名叫《想法与现实》（Thought and Reality）。品质很不错的英国哲学期刊《心智》（Mind）请我写篇书评，我答应了。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好几遍，书评的开头都写好了，但要写完还是挺难的。为一份顶级期刊写重要哲学家的重要作品的书评，这可是个挺吓人的活儿。这件事在我的清单上名列前茅。截止日期老早就过了，但是在哲学界，顶级期刊好像对不按时交稿这事儿也习惯了。哲学家大概都是些怪人吧。编辑部要打交道的结构化拖延者肯定不止我一个。无论如何，今天我是写不完啦。所以，我转而去写这一章——工作中的结构化拖延。

你还可以做个预防性的任务清单：花点时间想想看，如果你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就拐上了岔路会是什么情景，然后你可以据此采取些预防措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昨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了《当哈利遇见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我就知道，我极有可能今天一早就上谷歌去搜搜女主角梅格•瑞安（Meg Ryan），看看哪些她主演的片子是我还没看过的。一旦我上了网，找到了最想找的东西，我很难就此罢手：

我看到了，梅格嫁给了丹尼斯•奎德（Dennis Quaid）。是奎德兄弟里头的哪一个？我去维基百科上搜搜丹尼斯•奎德。噢，是帅的那一个，早该猜到的嘛。瞧哇，他父亲是吉恩•奥特里（Gene Autry）的堂兄弟！好久没想起吉恩•奥特里了，还记得他那首《风滚草》（Tumbling Tumbleweeds）吗？真好听。不知道iTunes上有没有……如此下去没完没了。

要想不浪费这么多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不要上网去搜梅格•瑞安”记在清单上。把其他可能会让人分心的事情也写下来，提醒自己别做。（在后面一章里，我会深入谈谈上网的坏处。）

这个建议，再加上待办清单，应该对你有帮助。这些办法没法根治拖延的习惯，但这一类“自我操纵”的策略能让做事拖沓的人变得高产高效起来。

我想再强调一遍的是，你必须提前把这个待办清单写好，前一天晚上就很不错（但也别太早了，免得还没放到闹钟旁边就找不到了）。睡觉前，你可以想象一下起床之后做完一大堆事儿的情景。千万别等到闹钟响了之后再琢磨今天你想干什么，否则，你的清单上很可能就会加上一项“翻个身，继续睡”。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闹钟。咱们这些结构化拖延者很可能会把闹钟按掉，然后翻身接着睡。很多闹钟都有“小睡”功能，让赖床变得更为简便。如果你能从床上伸手去把“小睡”键给按掉，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最好的办法就是再买个闹钟，响声很大的那种，比第一个的响铃时间晚两分钟，然后放到厨房的咖啡壶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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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放点音乐吧

《找到节奏》（Get Rhythm）是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的一首好歌。歌里唱到，擦皮鞋的小男孩对黑衣男子说，“郁闷的时候就打打拍子，欢快的节奏会赶走烦恼”。这不仅是个好建议，还是咱们这个“战拖”方法的第四步。我不是说，如果你这人缺乏节奏感，就应该努力培养它，当然这也是个令人十分崇敬的目标。我就是个五音不全的人，证据确凿。在旧金山巨人队的棒球赛上，观众们会击掌给队员们鼓劲，每逢这种时候，我环顾四周，总是发现我比人家慢半拍，反之亦然。这挺尴尬的，可这并不意味着我没像大家一样卖力加油。

显然，音乐和情绪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用“悲伤”或“快乐”这种描述情绪的词语来形容音乐。我们对孩子哼唱摇篮曲，让他们安静下来——当然，像我们这种没有音乐细胞的人，就只能放摇篮曲唱片给孩子听了。哼唱也能让我们自己平静下来，而进行曲则能给人昂首阔步的感觉。即便是没有这样的感觉，它起码也能让我们对行军的感觉好一点儿——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必须行军的话。当我们闷闷不乐的时候（爱拖沓的人经常这样），一首节奏极富感染力的欢快歌曲能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咱们这些拖延者的确会收到郁闷情绪的困扰。究竟是拖延导致了郁闷，还是郁闷导致了拖延，我也不知道。但不管是哪一个在先，这两个因素总是相辅相成。有些抑郁个案需要心理疗法或药物的帮助，或是两者都需要。但是，据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恰当的音乐往往很有用处，话费也少得多。

但这里有个问题。不合适的音乐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如果你比较郁闷，提不起劲来，你需要听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的《启动我》（Start Me Up），或是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的《尊重》（Respect），如果你还惦记着约翰尼·卡什那首《田纳西旗帜》（Tennessee

Flat Top Box）也不错。他的拿首《伤害》（Hurt）就不行了，唱的全是他弄伤自己，想看看自己是否还能感受到痛苦。

可是，当忧郁袭来的时候，恰恰就是《伤害》这种歌唱出了你的心声。我猜，大概这正是布鲁斯音乐（注：布鲁斯音乐也称蓝调，其英文Blues也有“忧郁”之意——译注）名称的由来吧。早上起来，我情绪有点低落。两倍、三杯、四杯咖啡都没用，我还是打不起精神。或许听听音乐会好一点？噢，这儿有一张约翰·李·胡克（John Lee Hooker）的专辑，我可以听他大唱威士忌和女人（确切点说，是女人们）如何毁了他的生活。但显然这没什么用。

我需要听的是像《欢乐音乐妙无穷》（注：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拍摄于1962年的歌舞剧。——译注）里《七十六把长号》（Seventy-six Trombones）那样的歌。听到这首歌，心情就变好了。它的节奏让我浑身是劲，跃跃欲试。剧中哈罗德·希尔教授带领河畔城乐团，走过爱荷华小镇的场景，不禁让人忆起高中乐队在半场休息时的模样——记忆这东西真奇怪，高中岁月其实挺遭罪的。因此，答案很简单：如果你起床之后心情不好，就把这首《七十六把长号》放进或CD机理，或是在你的iTunes里选中，不管你用什么听音乐，把它放出来就是。

但是，如果你一醒来就觉得不爽，谁替你挑音乐呢？此处就用得上科技手段了。不一定非得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造出来的东西不可。那种老式的、能定时开机的收音机就可以，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在清晨播放轻快音乐的电台就行。头一天晚上你调到那个台，喜不喜欢里头播的歌都没关系。或许你是个无主义者，最不想在一大早听到的歌就是《星条旗永不落》（注：美国国家进行曲。——编注）。或许你是个仇英分子，不愿听滚石乐队大唱《启动我》。这些都不要紧。选一个快活的电台，把音量开大，设定好时间，然后把收音机放得离床头远一点，到时候你就会有劲起床的。一大早上你不打回去挑选电台，但你可以前一天晚上就弄好。

当然了，世上有好多轻快的歌曲，但凡正常人都不介意听一听，哪怕他们当时并没有听这种歌的心境。很多经典歌曲都很合适。所谓经典，我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摇滚和乡村歌曲，如今的电台里都管这些叫“老歌”。我不明白为什么。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和耐特·金·科尔（Nat King Cole）才是老歌手，是我父母那辈人听的。滚石、披头士、老鹰乐队，他们的歌都是很棒的经典音乐啊。人人都应该承认才是。

如今，你用不着非得依靠本地电台里快活的早班主播替你选歌了。你自己就可以挑一些能让你快活起来的歌曲，让你精神百倍地开始新的一天。当然了，你得挑个心情愉快的时候（少有是吧）先把这些歌选好。

你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让音乐来帮你“战拖”。把它跟上一章讲到的“一只鸟接着一只鸟”的策略一同运用。好比说，你想把车库整理一下。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一下子肯定收拾不完，但有了合适的音乐，你就能顺利开始。找一张最喜欢的CD放上，下定决心，挽袖子开始干活，一直感到这张CD放完。更好的办法是，先挑选一些让人干劲十足欢快音乐，它们甚至可以是那些能让你主动想要去归置旧工具的歌曲，把它们编成个“车库整理歌单”。当然了，此处有个潜在的危险。你可能会决定在动手收拾车库之前，先从音乐库里把合适的歌找出来，结果你就埋头整理音乐去了，忘了收拾车库。

为“鼓励歌单”选个，并不是要你评价哪首歌或者哪个演唱组合最棒。或许你认为披头士的《嘿，朱迪》（Hey Jude）显然比《噢-啦-滴，噢-啦-达》（Ob-La-Di，Ob-La-Di）好得多，但后者就更适合在早晨听。我碰巧就认为尼尔·戴蒙德（Neil Diamond）比贝多芬强，就算你不认为如此，你还是得承认，她的歌里有很多都相当带劲。卡崔娜与波浪乐团（Katrina and the Waves）没有进入摇滚名人堂，但你很难否认，《阳光漫步》（Waliking on Sunshine）是一首能让你蹦蹦跳跳的快活歌曲。依敝人只见，最适合早晨叫醒我的歌就是蕾西·J·多尔顿（Lacy·J·Dalton）的《黑咖啡》（Black Coffee）。

这首歌证明，即使歌词十分忧伤，甚至带点心理不大正常的感觉，只要节奏对味，照样很合适放在“鼓励歌单”上。这跟咱们前头举得几个例子不大一样。《黑咖啡》这首歌的词儿并不算振奋人心。“吐司烤糊了，窗外大雨倾盆，多尔顿感到爱人也将离她而去——可她还有咖啡的陪伴，帮她熬过这个悲催的日子。”尽管这首歌传达的信息很郁闷，可旋律十分快活，特别有感染力。听到这首歌，你只会想着喝上一杯黑咖啡，然后精神百倍地开始干活，而不会陷入多尔顿的诸多烦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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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脑与拖延

从某方面来说，电脑是拖延者们的恩物。爱拖沓的人总是要耗到最后一分钟，等到“不能再拖的确定无疑的”截止日期就要找上门来时，才把活儿交出去。如果要交的东西可以用电子邮件发，那拖延者的“最后一分钟”肯定还要更加接近最后期限。以前可不一样，在极为不变的旧年月里，你只能去邮局，就算在没那么不方便、也没那么久远的年月里，联邦快递最快也要隔夜才到。如今发封电邮就行了，对方立即就能收到。如果你运气好，住在亚洲或欧洲，甚至美国东海岸也行，而对方住在西海岸，截止时间又眼看就要到了，那对方收到电邮的钟点比你发出它时还要早哩。

可对于拖延者来说，电脑也是个祸害，因为人们太容易把时间浪费在毫无价值，又与手边任务毫无相干的事情上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处理电邮和上网。

说到电邮，我必须承认，至今我还没想出什么好方法能帮拖延者避开它特有的危险。我希望把我自己的困难说出来，起码能让面临同样问题的人不感到孤单吧。然而，要说如何抵制没完没了地上网。然而，要说如何抵制没完没了地上网，鉴于本人向电脑屈服的丰富经验，我倒真有一些建议可供分享。

电邮悲喜剧

回想以前那会儿，绝大多数的信件都是装在信封里，被邮递员送来的。那时候我就不擅长即使处理它们。我做这些事颇有自己的节奏。信件来了，我开始拆信，出于某些原因，我会坐下立即处理几封。其他的事情，比如账单，我把它们堆在一起，每月肯定会处理一次。我终于还是养成了按时付账的习惯，因为不这么干的代价太惨痛。其余的信有的拆了，有的没拆，都堆到桌子那头去，“以后再说”。渐渐地，有些信件终于掉到了地板上，很久没人注意，或许永远也没人搭理了。就这样，案头的信件堆保持在“可控状态”，变成了一个任务仓库，不想做其他更紧急的事情时，我就到这里头来翻几件做做。

这个处理方法偶尔会导致糟糕的结果。有些掉下去的，或是埋在堆里从没打开过的信实际上十分重要。但这种情况不多。如果对方真的很期待回信的话，一般会打电话给我，或是再写一封信来催。那样我就会从信堆里把它翻出来处理掉。就算是我，也没蠢到不去理会某些标着“紧急”字样的信件，比如国税局的。

这个方法远称不上完美无缺，可有时候竟也有好处。我年轻的时候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做过一阵子助理教授，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工作。那个研究生项目不算大，我总是把申请信都堆着，直到系主任提醒我下次开会该提交最佳候选名单的时候再处理。大约10年后，那时候我已离开了UCLA，正打算为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所筹集点资金。我约了硅谷一位CEO吃午饭，他的公司是做调制解调器的，产品质量非常好。当时，人人都想在家拨号上网，1200波特的调制解调器是最先进的型号，还挺贵的，谁都想要。而这家公司的产品最好，这位CEO的事业正风生水起。

午餐期间他告诉我，以前他在加州的一所州立大学念本科，读的是哲学专业，曾经申请过UCLA的研究生。他想读研，只不过是因为他不知道毕业之后想干嘛。他一直没收到UCLA的回复，但在等消息的期间，他创立了自己的调制解调器公司，从那以后就财源滚滚。我跟他说，我知道怎么回事儿：他的申请材料寄到了我这儿，堆到了桌子后头，然后掉到了地上，所以我一直就没看见过，我一下子觉得好内疚。

可这家伙十分感谢我这样处理他的材料。拿一个哲学硕士的学位（即使是UCLA这样的名校）一般来说不会让人名利双收。若是因为想不清楚自己毕业之后该干什么而读研，就更是如此了。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件好事。那次他没给研究所捐钱，倒是送了我一个最好的1200波特的调制解调器。

你或许以为，电子邮件出现后，我的信件处理情况该有所改善了吧。比起处理老式的信件，回复电邮要简单多了。可是，结构化拖延者的心理轻轻松松地就智取了现代科技——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

如今，我的绝大多数邮件不会堆在桌子上了，而是堆在了电脑的收件箱里我用的是Gmail邮箱，它清除垃圾邮件和分门别类的功能很强大。遇见我不愿想也不想马上就删除的邮件，我就把它们归到文件夹里去，但我敢肯定，只有当我的结构化拖延症彻底发作的时候，我才会去看这类邮件，比如国会女议员发来的报告、forests.com关于最或是扶轮社近环境遭到破坏的材料，或是扶轮社（注：地区型社会团体，以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每个社员都来自不同的职业。——编注）的会议记录，等等。

余下的邮件都堆在我的收件箱里。不知为何，绝大多数邮件我在收到的当天就处理掉了，但我从来不会全部处理完。我尽量偶尔处理一下那些没打开过的电邮，特别是收件箱里的邮件接近100封的时候。对方有时会给我发个小提醒，说之前发来的邮件是不是没收到呀，然后我就去翻找，尽量回复掉。可是，就像以前那些会掉到桌子底下的信件一样，还是有些邮件被我忘掉了，很久都没处理。有时，当我终于点开这些电邮时，心里内疚极了。好在我对付内疚的本事相当不错。每有一封被我忘掉数月之久的电邮，就会有那么一封我立即回复掉的（为了躲避某件更重要的事）电邮，其速度之快令收件惊失色。

我已经尽量利用电邮来管理信件了。我建立了一个名叫“真正紧急，不得忽略”的文件夹，强迫自己隔一阵子就把看上去很重要，但收到当天不想处理的邮件挪进去。可随后我就把它忘了，几个月之后才无意中看见。

Gmail邮箱有个标记功能，你可以给邮件打上个小星星，然后归档存放。它立马就从收件箱里消失了，成就感油然而生。但这跟丢到垃圾箱里不一样，过一阵子，当你干劲十足的时候，你可以选中这个带有星星标记的文件夹，这些邮件就显示出来了。这看上去真是个好方法，可以让我把现在不想处理，但又想从收件箱里挪走的重要邮件做上标记。可结果是，这个文件夹里积攒下的邮件又跟收件箱里的差不多了，所以也没多大用处。而我野心勃勃，准备集中火力对付标星邮件的时候可谓少之又少。

不过，结构化拖延者倒是有个优势，可以帮他们避开电子邮件的头号危险。走啊年，当你收到信之后，就算你立即坐下来写回信，等你收到回信起码也得各个五六天了。可现在呢，总有那么一拨人，刚一收到你的回复就马上又给你回了一封信，把球又踢了回来。这让拖延者沮丧透了，他还没来得及拍拍自己的肩膀，称赞一下自己刚处理了一封邮件呢，对方的回复又来了！这种人渐渐明白，我并非他们的同类，因为即使我飞快地回复了原来那封邮件，他们再次回过来的那封我肯定会拖一段时间。行动迅速的高效达人对此十分郁闷，有些人就把拖延者从自己的常用联系人名单中删掉了。可不幸的是，并非人人都能学乖。

上网逛逛没问题，可别迷路

有些人会在电邮里附上相关的网址，点开这些链接，简直就是一头栽进了兔子洞。你很

可能花了好几个小时，在网页间转来转去，结果蓦然抬头才发现已经日落西山，一天已经过去。有时候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积累起一些专门的小咨询，比如盖谷仓用的金属瓦片（如果你有谷仓的话，反正我没有），或是塔吉克斯坦的历史之类的。这些东西偶尔会派上用场，充当谈资，或是做填字游戏时帮个忙。但你很可能一耗就是一两个小时或者一两天，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收获。

从一个无关的链接点到另一个链接，这有点像看垃圾电视节目。单凭意志力，很难管住自己。我会花上近一个小时的工夫，只为等着看一把金厨牌菜刀卖多少钱，或是蔬菜保鲜袋价值几何，还有那个做成贝斯模样、用的时候会唱“99瓶啤酒”的开瓶器是什么价格。尽管我一个都不想买，可我还是忍不住想看。此时我需要一个能打断魔咒的东西，比如该吃午饭了，或是一阵内急，得上厕所，插播个无聊透顶的广告也行，或是节目里出现了帕里斯·希尔顿（Paris Hilton）（注：帕里斯·希尔顿是美国名媛，话题女王。）或格伦·贝克（Glenn Beck）（注：格伦·贝克，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

我发现了一个小窍门，能在我忍不住想上网闲逛的时候管住自己。那就是，等到某件肯定会发生的，能打断我的事情快来了的时候再上网。比如我饿了，或是过不了多久太太肯会拉我过去干个急活儿，要么就是我已经赶到了内急的前兆。如果你用的是笔记本电脑，那还有个法子：上网收邮件之前把电源线拔掉，电池没电了，魔咒自然就打破了。可是，随着电池的性能越来越好，这一招也不大管用了。

如果没有别的招，你就定个闹钟，一小时之后响铃。当然，塔吉克斯坦的历史你可能就要少了解一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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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平摊型”人士的呼吁

从本质上说，左撇子并没什么不方便的，但是，当整个世界都是为了右撇子们而设置的时候，事情就真的有点别扭了。比如大学教室里的椅子就在右手边设有一块小翻板，方便人们记笔记。坐在这样的椅子里，左撇子只能左胳膊悬空写字，或是别别扭扭地将就一下：把右胳膊肘支在小板上（那本是右撇子们放笔记本的地方），把笔记本放在狭窄的左扶手上（那本是右撇子们用来放胳膊肘的）。咱们不妨把左撇子叫做“情境障碍”：碰到了只考虑了右撇子需求的情境，左撇子就成了障碍。

我不是左撇子，可我也有个没那么著名的情境障碍。在这个为“叠放型”认识设置的世界中，我是个“平摊型”的人。这个话题很值得讨论，因为以我的经验来看，相当一部分结构化拖延者都属于“平摊型”。

“叠放型”人士指的是那些惯用叠层式文件筐的人。有朝一日，这种东西必将沦为模糊的回忆，因为到时候全世界都不用纸张啦。可是现在，这种文件筐还占据着许多办公室。对于“平摊型”的人而言，这奇形怪状的东西就像是在提醒你，世上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叠放型人士的确经常用这东西。实际上，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叠放型，只要看他会不会用这种文件筐就行了。以下这些快活的建议来自萨利·艾伦（Sally Allen），她的博客教人如何整理收纳，变得井井有条：

让纸张“流动”到终点站去。噢，你是说没有终点站这回事吗？我的朋友，那就是叠放起来的文件堆呀……迷路的纸正在寻找回家的路……创建一个适合自己的归档系统，就好比在彩虹的尽头找到一罐金子。一个好用的归档系统能帮你重掌控制权，提升你的专业形象，提高你的办事效率。

我相信萨利·艾伦是个可人儿，而且他说的都没错。可她是个叠放型的人。叠放型的人认为，把一小时后（或是一天后、一周后）要用的资料存放到层叠式文件筐里是件很自然的事儿。要用哪份材料的时候，伸手把那一层抽出来就行了。可他们不明白，在平摊型人士看来，这种做法是多么怪异呀。

有一天，我打算给帕罗奥图诊所写封信，解释一下我的账单出了毛病，我要付的钱应该没那么多才对。这件事情颇为复杂，账单啊，信件啊什么的，在我面前摊了一大堆。还没等我写完，时间就到了，我该起身去干别的事了。遇到这种情况，叠放型的人会把这些资料统统收起来摞成一堆，放到文件筐里回来再接着写，要是我这么干了，桌面上就会出现一处没放任何东西的空间。这种空白就是叠放型的标志，铁证如山。

当然，我不是这么做事的。我把没写完的信留在桌子上，材料直接摊在桌面上。严格地说，它们并不算是“直接摊在”桌面上，因为下头还垫着其他没干完的事呢，比如批改了一半的作业、写了一半的讲义、读了一半的小册子。

事实就是，我是个平摊型的人。我喜欢把手上在做的事情全部都平摊在眼前，召唤我继续回来做。要是我把东西都摞好收紧层叠式的文件筐，那我就从此再也看不见它们了。问题不在于我找不到（虽然这种事也的确发生过），而是我根本就不去看。我天生就不会打开那种多层文件筐，抽出一沓做了一半的文档，然后接着做。

你可能会想，电脑会解决这问题吧。非也，上一章里你也看到了。平摊型人士会把所有的文档都摊在电脑桌面上，最后电脑桌面就跟真的桌面一样乱。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这种人看邮件的时候，只会处理收件箱里的。要是我建个文件夹，命名为“紧急事项”，那肯定一点用也没用，我永远也抽不出时间来打开它。

我也用文件筐这种东西，我拿它来：（1）把做完的、从此再也不打算看第二眼的东西存放起来；（2）把不愿看、但扔掉又不太好的资料存放起来。比如说，一位前同事把她刚写完的论文发给你看。文章又臭又长，扔了吧，不太地道，何况下次见到人家时你还得撒谎。但是，如果你把这篇文章放到了文件筐里，你就可以说：“嗯，我把它收起来了，准备今年夏天看。”意思就是说，你有个贴着“今夏阅读”的文件筐，而且你把它放进去了。这样一来，你并没有撒谎——尽管你今年夏天（或是此后任何一个春夏秋冬）读它的概率是零。 瞧瞧我的桌面，这模样大概要遭到萨利·艾伦这种叠放型人士的批评了。这类人认为，堆满了纸张的桌面是混乱无序的象征。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好比一个左撇子学生，正扭着身子在小桌板将就着记笔记。你不能说人家身体不协调吧。问题在于，这学生有情境障碍，就跟平摊型人士的遭遇一样。整个世界都是为了叠放型的人设计的，方便他们借助文件筐这种东西把纸张都摞起来。平摊型人士可用的地方只有桌面、文件筐的顶层表面、身边的椅子，还有地板。要是有个适合平摊型人士的收纳系统，我们也能跟别人一样井井有条。 我有个主意：应该把现有的办公桌面换成旋转桌面，就像中餐馆里用的那种。这种桌子上还有一层稍小的桌面，可以旋转，覆盖了底面的大部分，只余下食客们放碟子的空间。各式菜肴都放在旋转的桌面上，转动一下（动作要轻，除非你想把蘑菇鸡片甩到衬衫上），人人都能够得着。

直径四米五的旋转桌大概够用了。我的整个人生都可以摊开放在上头。我可以把它分成若干个扇形区域，以字母命名。写完了给诊所的信之后，我就把桌面一转，找到写着相应字母的那一块，把材料放上去。（“医疗”那格可以叫做M，“诊所”是C，然后“信件”叫做L，“未完成”叫做U，“烦心事”叫做S。要是我有个宣转卓，我肯定能摸索出起名的窍门。）

把文件在旋转桌上摊开之后，我肯定能注意到所有的文件，一个也不会落下。若是摞着放，这种青睐它们是肯定得不到的。而且，我肯定能把文件归置得井井有条，就像叠放型人士能做到的一样。

有一点我得承认，我的办公室大概是四米八乘以四米八，直径四米五的旋转桌必然要占

据很大空间。我能想象到，这大概就像是照片上火车模型俱乐部的情景。整个屋子的地板都被模型火车的沙盘占据着：小小的城堡、纸模做成的山峦、火车铁轨交叉密布。玩模型的人在这些东西之间钻来钻去，忽然从屋子某处冒出来。由于旋转桌是圆的，而我的办公室是方的，那我的椅子大概得放在某个角落里。我打开门，从旋转桌底下钻到那个角落去，冒出头来，然后像叠放型人士一样，高效而整洁地开始工作。我也可以像那些火车模型爱好者一样，带个牛仔布的工程师帽子——尽管这副打扮并非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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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与敌人合作？

或许，战拖的最佳方法就是跟不拖沓的人合作。而且，不，这些非拖延者绝不是我们的敌人。事实刚好相反——公平一点说，在很多情况下，是咱们弄得人家心烦意乱。在咱们看来，他们正常的工作习惯不仅颇为怪异，还挺吓人的。但要说完成工作的话，这种人比闹钟好用。当然了，他们也比闹钟更难“关掉”。我跟非拖延者们合作写过不少东西，结果都还不错。20世纪80年代，我曾跟一位故友乔恩·巴怀斯合写过一本书，他是个特别聪明的逻辑学家。他的写作方法是：想好要写什么，列个提纲，提笔开写，然后一气呵成，直到写完。天晓得他怎么会养成这种怪异习惯的。他希望我执笔的部分也能在差不多的时间点完成。这段合作经历对我们的友谊是个挑战，但书写得十分顺畅。巴怀斯的这种写作方法，以及他那副得心应手的模样，让我看了大受启发，我下定决心要学一学——结果还是没成功。

好几年前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做一档公共广播节目，名字就叫“哲学清谈”。我为此高兴得很，但当然了，我啥也没做。随后我对朋友肯·泰勒提了这个想法，肯跟我一样，也在斯坦福大学的哲学系任职。他还有一点跟我一样，嗓音不错，很适合做广播节目。我们都热爱语言哲学。但是，在诸多重要的方面他跟我（以及大多数哲学家）截然不同。他是个地道的A型血人，坐言起行，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我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他已经拉着我向斯坦福大学申请了试做节目的资金，还去参加了公共广播节目大会。我们拿到了一笔钱，录了期试播节目，参加了大会，对节目导演们围追堵截，向他们阐述这个伟大的想法。他们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瞧着我俩，解释说，就算是公共广播的听众们也肯定不愿意花上一个小时，听几个哲学家大谈自由意志、上帝是否存在、虚无主义、数字究竟真不真实这种话题。我很丧气，打算放弃了。但肯不愿罢休，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本·曼尼拉，一个精力充沛、人脉很广的广播节目制作人，而且他像肯一样，没有拖延的天分。

如今我们有了一档名为“哲学清谈”的广播节目，很多电台都在转播。我们的听众很多，而且都很喜欢这个节目。（如果你不认同大多数节目导演的高见，觉得这节目挺有意思，那就去philosophytalk.org上听听吧。）每星期我们开一次节目策划会。肯还发动学生们提供节目主题、相关资料、候选嘉宾名单。每星期日早晨我俩开车到旧金山去，在KALW电台漂亮的录音室里做上午十点档的节目。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我也拖不到哪里去了。

跟一个不拖延的搭档结伴做事，就跟定了个闹钟差不多，何时该干活用不着你操心。当然咯，弊端就是你要工作得更辛苦。

你可能会问，要是两人都爱拖沓呢？两个结构化拖延者在一起也能做不少事，只要他们俩拖着的事情和着手干的事情能协调一致就行。我现在的搭档是凯帕·考尔塔，一位来自巴斯克地区（Basque）的哲学家。毫无疑问，他做事也爱拖（尽管程度跟我不一样）。但我们还是合作写完了一本《语用学评述》（Critical Pragmatics），只比预期时间晚了一年而已。我也说不上来我俩是怎么完成的，但的确完成了。

我的另一个搭档戴维·伊斯雷尔就不是拖延者。或许他以前是，如果是的话，那他老早就改掉了这个习惯。他是个电脑科学家，在电脑行业里有份全职工作。可他倒真有个毛病，

或许我是史上第一个诊断出这个病症的人。我把他们的毛病叫做“右括号缺失症”。戴维的脑瓜里总是装满了想法，对我的反对意见尤 其多。我刚说完上句，他的反对就来了。他的念头多到前一个还没说完，下一个就又冒出来。他给我的典型回答是这样的：

“你是对的，应该指明两者的区别（但是，顺便插一句啊，你没想清楚为什么需要指出（它其实没说到点上（当然，它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还很成问题……”

戴维讲起话来，从来不缺左括号，可他总是没法补上那些右括号，好把他无数的想法完完整整地说完。

然而，我俩合作得还挺好，因为每次一听完他跑题的前两句（不管他说的是什么），我就开始游神了，我会选出貌似最合理的一条，替他把句子补完，其他的一概不搭理。之后，我俩的对话就以这种模式进行下去，到最后我们也能达成一致，甚至还能做完一两件事。跟戴维合作真是太逗了，以至于几乎没有苦恼的成分。唯一让我痛苦的就是他这没法把句子说完整的毛病，还有他非得干成一件事的坚持劲儿。

在我有幸与之合作的搭档中，绝大多数都有那么一丁点儿强迫症的倾向。任务一来，他们就着手开始做。我这人做事有个指导原则：某个能够胜任的人已经在做的事情，我绝不重新再做一遍。尽管我努力克服拖延症，但从我知道合作项目里有些事情要做的一刻起，到我真的挽袖子动手，这之间总会有那么一段短短的“暂停期”。此时我的搭档往往已经开始了。对此我没啥意见。

所以，如果你精心选对了搭档，等到你准备动手做事时，他们八成已经做了不少了（他们没法拒绝立即动手的诱惑）。这未必意味着你做的就会比分内的事情要少。去称赞你的搭档吧，夸他们做得真棒，把这当成你的正经事。你要确保他们知道，你很清楚他们在你拖拖拉拉的时候干了多少活儿。发挥你结构化拖延的本事，去做一大堆相对没那么重要的事情，那也是飞拖延人士绝对不会抽时间做的事。去买午饭，放点音乐，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干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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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额外福利？

结构化拖延者有个绝好的额外福利：有时候，排在清单顶头的重要事项会自行消失。就在不久前的一个上午，我本该给一个从前的学生写推荐信。他拿到博士学位大概有十几年了，如今在一所大学里当教授，那个小镇挺不错，但有点沉闷——就像我们说的，是个适合养孩子的好地方。如今他的孩子们都大了，他想换到一个没那么适合养孩子的地方去工作，所以我答应给他写封推荐信。这不算是让人望而却步的艰巨活儿，但却被我列为一项重要的待办事项。

可那天上午他发来了好消息。原来，他申请的所有工作岗位都要先选出合格候选人，然后跟推荐人直接联系。我压根就不用写信了。等到有人找我的时候我再答复也不迟。这可能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时间突然多出来了！好吧，也不算是突然多出来的，因为就算是没收到这封邮件，我也一样照拖不误，不写推荐信。但无论怎样，我没有把时间花在写那封我本该写的信上。所以，这是天赐的富裕时间啊，而且一点内疚感都没有。

在第一章里我们看到，良好的自欺本领对结构化拖延者很有好处，激励他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借此逃避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说到底也没那么重要）。但有些时候，就像那天似的，连良好的自欺本领都用不着了，老天给了爱拖沓的家伙一点小奖赏。几周前人家跟我要推荐信的时候，我很可能马上就写了。可我拖了，我心想，等到她快要用的时候，自然

会提醒我一下（或是两三下）。要是我真的一早就写好了，很可能是彻头彻尾的白费功夫。或者说，一部分工夫白费了——在校方需要推荐信之前，我的这位学生可能又写了一篇论文，或是又拿到了一笔科研基金，那我还得重写。也有那么一丁点可能，我把信给丢了，放错了地方，或是不小心删掉了，要么就是还没存盘的时候硬盘坏了。也有可能在他用到推荐信之前，这个世界或者学术界完蛋了。

在2011年的电影《忧郁症》（Melancholia）里，一颗名为“忧郁症”的星球撞上了地球，地球因此毁灭了。在这场灾难发生前，有一段清楚地征兆期。克里斯滕·邓斯特（Kirsten Dunst）扮演一位身陷忧郁症的女子，跟心态良好的姐姐、姐夫和小外甥同住。我们可以看到，抑郁的克里斯滕·邓斯特接受事实（世界即将毁灭）的能力远比拥有好心态的家人强得多。身患忧郁症让她能去宽慰小外甥别害怕。我的意思是，在她的忧郁症中有相当多拖延的成分，她没把时间浪费在那么多愚蠢的事上，这令她镇定又冷静。我不是说，世界末日是她拖延习惯的额外福利，但那种镇定的态度却是。

老话说，“今日事，今日毕”。这话颇为荒谬。咱们姑且假设，每一天的结束时午夜时分。根据这句谚语，只要时间还没到午夜，你就应该干点什么，哪怕这事儿明天照样也能做。这意味着，你不能看“囧司徒每日秀”或“戴维·莱特曼深夜秀”这样的节目，除非你把它们当成正经任务。这样一来，你就跟热点事件和重要的文化潮流绝缘了。这话还意味着，午夜之前你绝对不能上床睡觉，除非今天完全没事可做了。真是个愚蠢的建议。

更好的建议是，“切勿把那些在明天到来之前就可能会消失不见的事情在今天就做掉”。但是，如果你是个结构化拖延者，你就不需要这条建议了。你会自动自发地不去做那些事。这就像是额外福利啊。

写在待办事项清单上的任务有时会没影儿了。一个方法是你把它做完了，但还有些办法也能让它们消失不见。比如，别人有可能把它做掉。如果有件事情本该是你做，但你就是耗着不干，坐等别人等得不耐烦了，然后把它做掉，这种行为无异于操纵别人，很招人厌。但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急慌慌地去做，那特别想做这件事的人就有了机会。比如说，系主任让我推举几个候选人参加明年的坎特演讲（系里资助的重要活动，只有受邀者才能发表演讲）。他希望我给每个候选人都加上注释，方便系里讨论。我特讨厌这种活儿，因为你得评估别人，挑来挑去，还得在系里的会议上为自己的选择辩护。

但有人爱干这种事。所以我留出几天时间，好让这项工作自行消失，或是变得简单一点。当然啰，系里的同事们开始给我提建议，写得还挺长。他们已经把评估的部分做完了。于是我就把大家的邮件拷贝粘贴，编辑整理一下，再感谢同事们一番，这份报告就齐活了。我用不着为哪个人辩护，因为同事们会为各自的选择辩护。或许我会含含糊糊地提一两个人，证明我积极参与了。我挑了几个合适的人（我很愿意对这几个人说“我推荐你参加坎特演讲”）。他们都没有红到被大家积极讨论的地步，所以我也用不着为自己辩护。

有些任务会自行消失，是因为状况出了变化，事情变得没必要去做了。自打旧金山巨人队赢了2010年世界大赛冠军之后，我发誓要把2011年季后赛的票都买到手。当然了，我一直没抽出时间来办这事，结果他们打输了锦标赛，甚至连外卡赛都没进去。感谢老天，幸亏我没早早去买票！

有时候，要是你在动手做事之前登上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合适的做法。我需要给电脑配一台新打印机。这意味着我得去趟电脑城，在那边我肯定会挑花眼。激光的还是喷墨的？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是几乎不花钱买台便宜的打印机，之后使用昂贵的墨盒呢，还是先付一笔不少的钱，买台耗材便宜的打印机？我需不需要用它打印信封或者六寸照片？需要附带扫描和传真功能吗？上回我发传真是在什么时候？扫描呢？这种打印机在新的苹果操作系统下能用吗？如果需要的话，我真的会去装一个新的苹果系统？或许最好在网上查查打印机的资料，或是读读《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可我宁可啃图钉，也不愿意读《消费者

报告》里讲打印机的部分。

所幸的是，在这方面比我懂得多的人到处都有，起码人家的主意比我坚定。明天我要跟一位同事吃午饭，对于打印机他肯定有一堆建议要说。这些建议有可能毫无用处，但是如果我听了他的建议，那至少万一机子不好用的话，我用不着责怪自己。我也可以问问我家邻居，他可是《消费者报告》的热心读者。他是个工程师，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应该对所有科技产品都很懂。这两天我肯定能遇见他。今天不用去电脑城了，不用上网查资料了，甚至连打印机这事儿都不用想，就让一切水到渠成吧。这种有用的想法自然而然就浮现在结构化拖延症者的脑海里了。

写到这里，或许我该谨慎一点。我一直在尽力让拖延症患者们少一点儿内疚感，因为他们的问题极有可能属于结构化拖延。也就是说，他们做完的事情其实已经不少了。在这一章里，我一直在说拖延的好处，可我不想走得太远。

当我还是个年轻哲学家的时候，我曾向一位资深同事请教过快乐的秘诀是什么。此人名叫帕特·撒普斯（Pat Suppes），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对人性有敏锐而睿智的认识。他并没给我什么忠告，而是给我讲了一个颇为搞笑的观察结果，说许多对自己很满意的人是这么做的：

对自己的短处和缺点仔细盘点一盘； 把它们视作美德。

很钦佩自己拥有这些“美德”

粗鲁的人觉得自己很有男子气概，学究们欣赏自己对细节的关注，本性自私而卑鄙的人觉得自己帮助市场实现了优胜劣汰，等等。

我可不想让爱拖沓的同道中人落入这种陷阱，拖延是个缺点，而非深藏不露的美德。我的目的绝非树立一套哲学体系，把拖延者们变成英雄（尽管这个命题研究起来可能挺有趣的）。我只是想说，拖延并非是是上最糟糕的缺点，你可能有爱拖沓的毛病，但你依然做完了不少事。况且，如果你能用上些不错的自欺本领，再拿出些意志力来“操纵”一下自己，拖延的程度可能会减轻一些。最后，也就是这一章的核心观点：有些时候，缺点也有额外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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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你看拖延不顺眼？

数年来，本书第一章的内容被我贴在我的个人网页上。一位女士读到之后，把链接发给了她先生（我称他尼尔吧），随后他给我发来了下面这封电子邮件：

我太太做事很爱托，她把您那篇讲结构化拖延的文章链接发给了我。她觉得文章写的很有趣，可我很反感。或许里头讲了对付拖延的有效方法，可它并没有解释拖延这个现象，也没有探讨为何学术界的拖延之风比其他任何领域更甚。我就是大学老师，我发现，我的很多同事都会捂着论文不写，一拖就是好几周；成绩单好晚才交，把流程搞得一团糟；教材订单一拖就是几周，甚至几个月，书店都快急疯了。晚上吗？我怀疑部分原因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在《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里写到的病态念头：某人忍不住想做出自我伤害的事儿，仅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机器。的那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学术界人士的傲慢态度，这些人认为伟大的思想家不该收到俗世规则的束缚，就算违反规则会妨害他人也无所谓。所以，我认为您的文章并不幽默，也没什么用，反而正是对高等教育界一大严重问题的写照。

尼尔提醒我们关注一个要点：我们这些拖延者会惹得别人很心烦，尤其是配偶和同事。看起来尼尔并不爱拖。但经验显示，一个拖延者甚至能把另一个拖延者惹毛，特别是如果他们是配偶的话。两口子里头，总有一个比另一个更爱拖——尽管这不是必要条件。

根据尼尔的诊断，我们这些做事爱拖的人之所以沉溺于自我伤害的行为，原因之一就是想证明我们不是机器。他这个想法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得来的。这个观点挺有趣，却没能说服我。至少，它没有把那种最让人讨厌的拖延行为解释清楚。如果我想要想自己证明我并非机器的话，我可以做些让自己很难受，却不打扰别人的事情。我可以磨蹭着迟迟不出门，以至于我必须从办公室跑到教室才能准时上课。到了教室我会上气不接下气，但同时也深信自己不是个机器。然而，这种行为并不是我太太或同事们最讨厌的那种拖延。

我想，最让人讨厌的拖延行为，往往是那些为证明你不受他人控制的举动。比如我正待在书房里工作，可太太突然冲进来让我看看信用卡账单，凭着她有条不紊的审查方法，她发现了有些地方有问题。显然，她希望我立即放下手边的事情，把笔记本电脑从腿上挪开，结果账单（已经很贴心地被送到了我面前），立马相应她的号召。尽管她并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理由证明这事儿非得今天办不可，不能拖到明天。

我很可能当时并没有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可能在看港口机电公司发来的促销邮件，邮件中附带有绞盘、太阳能发电机、扭力扳手和其他种种此类商品的优惠券。虽然我其实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没准以后会用到。尽管如此，我太太并不知道我没在干正事（尽管她可能有所怀疑），她以为我正在写一段极其重要的东西，要是她没来打扰我的话，这段东西或许能改变哲学的发展历史。所以被打扰的我显得很窝火。

于是我就故意拖着，不看账单，耗得时间比平时还长。此举不是为了伤害我自己，或是证明我不是个机器。我这么做是为了（如果真有目的的话）让太太知道你先生我正在绞尽脑汁，苦苦思索重大命题（就算是吧），此时打扰我可没好处。

我这行为其实相当幼稚，并不属于结构化拖延。我拖着信用卡账单不看，并非是为了去做别的事。事实上，太太给了我一个相当好的机会，让我把本该做的事情拖得更久，比如下决心选定下个季度的教材清单。刚才我看机电公司的促销广告不就是为了不做这件事情嘛。

我不看账单是为了太太打扰我，这个想法颇为荒谬可笑。可我俩这种行为模式已经持续了50年之久。 我的建议是：结构化拖延是一码事，而故意做给配偶看，让他（她）知道你不受他（她）辖制又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这种招数应该留到他（她）真正无理的要求时再用。顺便说一句啊，我太太从没提过这种要求。

尼尔对学术界里爱拖拉的同事们尤其光火。他认为那些人拖延的原因大概是傲慢：“这些人认为伟大的思想家不该受到俗世规则的束缚，就算违反规则会妨害他人也无所谓。”我敢肯定在他爱拖沓的同事里头，有些人的确傲慢自大。可是，我也相当肯定，典型的结构化拖延者不是因为傲慢才拖延的。错过了截止日期，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内疚的。发现自己的拖延行为妨碍了别人的时候，我们都很过意不去。真正傲慢自大的学术界人士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拖延。他们认为自己的做事顺序是正确的，只是被人无法认同而已：“为什么他们就这么想让我今天上午给论文打分？我可是在重读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Groundwork）啊，没准灵感一来，我能给无数的相关研究书籍再添上十几页呢。” 结构化拖延者的心态比较谦卑，对于给他人造成的困扰，他们心里感到十分不好意思。比如，我就仔细算过，成绩单最迟可以拖到什么时候公布才不会给学生们造成不便，答案是顶多拖个半天时间。我把这个截止时间当做绝对不能超过的最后期限，结果我也挺准时的，不太会拖过这个时间点。我认为，傲慢自大的拖延者和结构化的拖延者分数不同的生物亚种。

为何尼尔替书店这么操心？更是我的哪个同事十分担心我会晚交教材订单，那我会觉得此人有点多管闲事，于是我很可能会做出“抵抗型拖延”的行为来——就是咱们前面提过的、

配偶之间的那种。但这样就不免显得幼稚，也不值得了。

更好的做法是，拿出一些相当不错的哲学建议来，直接面对那个（可能确实爱）多管闲事的家伙。我把尼尔的右键贴到网页上后，另一位读者跟了贴：

为什么有人不走人行道？为什么大家都说了派对7点开始，可8点了还是一个人影都没有？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会超速？为什么姑娘们口里说着喜欢好小伙儿，却从来不跟他们约会？为什么人说的跟做的不一样？为什么人就不能遵循常规做事？

别老盯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过不了多久，世界都要完蛋了。太阳要爆炸啦。

吉姆·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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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从哲学角度替拖延说两句

会不会有某种哲学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我们做事拖延呢？或许她发生在潜意识的层面，我们并未察觉到。如果有，那真挺酷的。我不敢断言真有此事，但探讨一番肯定很有意思。

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哲学家们说服他们自己相信，某些重要的东西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这些真实性受到质疑的东西跟拖延很有关系。比如说，我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呢？时间是不是真实的呢？说到拖延，这些命题看上去的确很重要。

如果作出承诺的并不是我，那我还需要遵守诺言吗？

笛卡尔（Descartes）说过，我思故我在。在我看来这话相当有道理。如果我有能力怀疑自己是否存在，那我必定是存在的了，否则就无法产生怀疑的念头。因此，我是真实的存在。但有人可能会想，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认为自己是谁，我就是谁了。我认为，刚才写下这一段话的那个人，和马上就写完这段话的那个人，是同一个我。在第一句话中质疑自己是否存在的那个自我，其存在的真实性是被那个质疑证明了的。如果这种质疑在写下最后一句话的那一刹那又蹦了出来，那么这一刹那的自我，其存在的真实性是被这个刚刚产生的质疑证明的。但是，我们能否就此推论出，第一个字我和第二自我是相同的呢？

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有一句名言：人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总有新的水流过来。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在两个不同时刻的自我也是不同的，因为人的脑海总有新想法和新情绪涌现。我们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实体，这个想法或许对拖延者有点帮助。我因为昨天没有做某件事情而感到内疚，可是，如果“这个我”并不是昨天没做事情的“那个我”，那我又何必内疚呢？

赫拉克利特的话虽然十分深刻，但并不全对。你当然可以先后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尽管第二次你踩到的是不同的水流（除非河水流动得极其缓慢）。处在先后两个时刻的你也是同一个人，尽管你脑子里的想法可能起了变化。河流是个复杂的事物，不同的时刻容纳着不同的水。自我也是个复杂的事物，在不同的时刻容纳着不同的想法和情绪。你可以连续两天踏入同一条河，哪怕头一天打湿你衣服的水分子已经跟第二天的不一样了。今天的你可以因为昨天没做某件事而感到内疚，哪怕你因此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情绪。

就算我们接受了赫拉克利特的观点，问题也依然没有解决。好比说，昨天我答应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写完报告，结果我拖了，没写。这相当于一个我对另一个我做了个承诺。第二天，有两个字我都记得这个诺言。一个自我没拿到预期中的报告，所以他很生气。另一个自我十分内疚，恨不得一头钻进地缝里。无论后一个我跟先前那个做出承诺的我是同一个人也好，是另外一个人也罢，这“后一个我”感到内疚是很合理的。不管他跟前一个自我的关系

是什么，他无疑会花掉自己钱包里的钱（都是许多个“以前的我”放进去的），开“以前的我”买的车，等等。既然他继承了花钱和开车的权利，那他也应该连带承担起写报告的义务。这应该是合理的。因此，即使赫拉克利特说服我们，这一刻的自我和上一刻的自我不是一个人，责任还是免不掉，该做的事还是得做。

如果时间不是真实的存在呢？

哲学家麦克塔加（McTaggart）认为，事件并非真实的存在。不管咱们这些拖延者是干什么的，我们管理的时间的本事显然都不够高明。但是，如果时间不是真实的，那管理不好它有能有多大罪过呢？或许这个命题值得花点时间好好想想。

关于麦克塔加，有件事我一直很好奇：他的全名是约翰·麦克塔加·埃利斯·麦克塔加。麦克塔加不仅仅是他的姓，还是他的中名之一呀。这里头必然有些有趣的来历。我猜，应该是某些非常英国化的原因。或许哪天我该去查查看。

回到正题上。他认为时间不是真实的，论据是什么呢？麦克塔加认为，事件的本质之一就是时间之间存在先后顺序：之前、同时以后。而且只有这三种关系，再无其他可能。你想了解一件事情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只需要知道它发生在哪些事情之后，与哪些事情同时发生，又发生在哪些事情之前就可以了。这种先后顺序永远不会改变。戴高乐当上法国总统的时间比萨科奇早，这个事实永远不会变。你可以想象一个巨大无比的日历，按照星期、月份和年份划分好了格子，从1950年到2050年间法国政坛上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一切都记录在相应的那一格中。如果你想知道这些事情在“何时”发生，这个日历会告诉你一切。

但实则不然。麦克塔加指出，时间的另一个本质就是事件的确会发生变化，而事件本身以及“前后”关系没有把这种变化体现出来。一件事情首先存在与未来，然后是现在，最后才变成过去。我跟牙医约了个日子，要去看牙。这件事情存在于未来，我挺怕的。然后日子到了，我去赴约，害怕变成了恐怖和痛苦。然后它过去了，变成了往事，我松了一口气。在时间这个命题上，所以这一切变化也是极为本质的。

那个日历不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事实。当一位隐士在暂别红尘数年后下得山来，他很可能不知道现在是哪一年，是2005年，还是2011年，或是2012年？日历会告诉他法国政坛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除了非常重要的一条：哪一件事情发生在过去，哪一件还尚未发生。

麦克塔加认为，时间的这两个本质特性是矛盾的，因此时间概念毫无意义，所以时间不是真实的存在。假设当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听到了教堂的钟声。你之所以断定钟声是现在敲响的，只是因为它跟你当下的阅读、思考和听觉反应是同时发生的。但是，明天这一切依然有可能同时发生，那时，教堂的钟声就不是响在当下，而是过去。在钟声与其他时间的关系中，你无法确定它的“当下性”——虽然出了这种关系之外，你好像也没法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答案。

麦克塔加观点中的谬误

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不认同麦克塔加的结论，但对于谬误出在何处，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我认为他的观点里有两处重要的错误。首先，“事情首先存在与未来，然后是现在，最后才变成过去”，这个说法有点混淆概念。尚未发生的时间并不存在于未来，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一旦事件发生，它才存在，随后变为过去，然后就永远留在那里了。

第二个混淆之处与“现在”、“今天”、“过去”、“当下”和“将来”这些词语有关。这些词反映的不是事件本身的性质，而是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它们属于“角色型词语”，我的意思是，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有一种关系缺失了，并没有被明确地指出来。这些词的任

务是把某件事情（你感知到的、读到的或是在担忧的）与你感知、阅读或担忧的时间点联系起来，而缺失的就发生在这里。如果你提醒我说，“你的约会定在今天”。你传达的意思是，这个约会跟咱们刚才的对话发生在同一天。虽然你并没有提到这个对话，但“今天”这个词儿已经包含了这层意思。

说回上文提到的那个隐士。他不知道的，正是他在日历上看到的那些事件跟他“看日历‘这一刻之间的关联。可这种信息没法写在日历里面，因为看日历的人有很多，看日历这个动作发生的时间不一样。在不同的观察者眼中，日历上记录的时间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

现在，让我们给日历加点东西，把这层关系指出来：假设每天的午夜时分，有个日历管理员找到对应的格子，在刚过去的这一天上打一个叉。人们看到日历的时候就会明白，当天的日期肯定是第一个没有打叉的格子。这样一来，当隐士看到日历时，他就知道当天是什么日期了。日历告诉他两个信息：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对应的时间坐标——哪些发生在过去，哪些发生在当下和未来。因此，麦克塔加应该是错的，事件的两种性质的确是一致的。

但是，麦克塔加可以反驳说，某个日期上有叉或没叉，指出了事件的性质，事件的性质会变，但发生的先后顺序是不变的。这是怎么回事？

道理是这样的：日期上的叉叉代表的并不是事件的性质，而是事件和“看日历”这个观察行为之间的关系。一天天改变的，并不是事件的某些神秘属性，而是他们与观察行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点也不神秘：事件要么发生在观察之前，要么就是同时或以后。

伟大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Bergson）对“空间化的时间”颇有微词。他的思想十分复杂，但其中一部分刚好就是我们讨论的东西：用空间关系来表现时间关系，比如日历这种呈现方式。只要咱们没有一个靠得住的日历管理员，这种呈现方式必然会漏掉点什么——哪些事情发生在过去，哪些发生在现在或未来。如果日历有了管理者（如今很可能是台电脑），那么它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流动的，是活的。虽然对日历上记载的时间而言，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时间性的（在咱们举的例子中，就是法国政坛的历史和未来），但这一关系却以空间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而这些事件与“看日历”的观察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是时间性的。由于给日期打叉这件事情发生在零点整，那它比某人看到这个叉还早了一天。你无法用空间性的呈现方式把时间性的事实彻底表现出来。

正如那个老笑话里讲到的，停了的钟表比慢五分钟的钟表更准确，因为停了的钟表每天肯定有两次是准的。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个钟表什么都没告诉你，所以你没法说它是准还是不准。你看表的时候，指针的位置本该告诉你现在是几点几分，而唯有指针变化的时候它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指针压根不动，那就如同那本无人看管的日历一样，没人在每天午夜时分给日期做上标记。

因此，事情跟麦克塔加所说的刚好相反，时间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它足够真实。麦克塔加本人好像并没把时间的不真实用作拖延的借口。他是个尽职尽责的教授，按时完成演讲稿。起码我以为他是这样。我本打算在写这一章之前多查点资料，却没抽出时间来。 所以呀，我觉得在拖延的问题上，哲学没起到多少抚慰作用。但这不是说它一点用都没有。你的上司、配偶或搭档很可能没看过这一章。没准你可以跟他们将一通赫拉克利特或麦克塔加，借此赢得一点时间，把已经拖了太久的事情做完。但这一招我可不会经常用噢。